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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光辉岁月 ... no reply

titan — Sun, 18 Jul 2010 23:16:05 +0800

光辉岁月

Beyond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以下 tweets 来自 Huyong

今天是曼德拉的92岁生日。祝 Madiba 生日快乐！他不仅属于南非，他的伟大遗产属于全人类。个人以为，曼德拉是至今在世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曼德拉最伟大的贡献是，在南非民主化的过程中，对当年的敌人完全没有复仇意识。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推行种族隔离的政府，他也曾鼓吹军事反抗，但在1990年2月11日出狱后，他看到在南非创造一种新的和解态度的重大价值，从而实现了从种族歧视到民主的和平过渡。

陈健民：南非種族仇恨之深足可引向無盡的流血衝突或國家分裂之路，但因為反對運動鍥而不捨向政府施壓、曼德拉的道德力量和策略思維、德克勒克對時代發展的觸覺，令最不可能的夢想——以和平方式建立南非民主——成為事實。如南非可以，其他同文同種的社會，就更沒有藉口不能以和平對話的方式發展民主

1994年4月27日南非举行了首次民主大选，结束了非人性的种族隔离，告别了血腥历史，政权和平过渡。新政府面对的最当即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种族隔离的积怨和愤怒。作恶者和受害者如何共同生活下去？是复仇和清洗，杀人偿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是以德报怨给全民族无论肤色黑白一个新的起点

1994年6月，以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新政府以超人的宽容和气度，宣布它们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处理1960年到1994年5月10日间所有人所犯过的罪行，对那些成心忏悔求宽恕的人实行大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1995年，图图被曼德拉点名出来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图图这样阐述 “真相与和解”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是便宜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的基础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

图图1984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南非会出现奇迹，被囚禁的曼德拉会被释放，南非的政权会通过大选和平转手，南非能成功避免血流成河的内战和革命，而他所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成为整个民族愈治伤痛的主要渠道。

图图更没有想到，南非竟然主办了今年的世界杯——要知道，直到90年代早期，南非才在被国际体育界抵制了将近30年之后重获竞赛资格。图图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说：“我在做梦吗，快叫醒我吧！”“我们想对世界说，谢谢你们，帮助把一只丑恶的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

关于死的准备 ... no reply

titan — Tue, 29 Jun 2010 15:13:06 +0800

via 北野武《向死而生》

死亡可以说是所有人的目的，作为人生终点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死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暴力。你对于这种暴力是如何准备的呢？我隐约明白这点是很有必要的，可是，总觉得死是非常变幻无常的，为此做准备是徒劳的。总之，就是对待死的态度。　　

死是一切的终点。对此，为什么说不做任何准备不行呢？做不做准备，死就是死，没有办法。如果这么考虑的话，准备什么的不做也行。也有人这么说。但是，即使说了“准备什么的不做也行”，结果还是不得不面对死亡。它总是单方面自动地就来到了。　　

另外，虽然做准备和没做准备的人，面对死亡，结局都是一样的，但是死亡所带来的冲击是不一样的。想到过死亡，心里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这是对待生存的相反意义，是非常沉重的主题。　　

我在想，这或许就是哲学的最终目标吧。不管头脑好不好，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这是对所有人都提出来的问题。这样的话，不管是傻瓜还是什么都不得不面对。那个时候，和能力以及财产无关，我觉得，人们必须作出努力去面对。　　

人生，我觉得，从出生开始就在不断摸索死亡时如何面对的方法，这样才能算是人生。歇口气还要做很多事，基本路线都是朝着死亡直线前进，还有人们是如何面对死亡的，仅此而已。所以，对我来说，这次事故是很大的打击。不仅是物理上的打击，我觉得精神上的打击也达到了八级。　　

我这次遇到了好几个奇迹。不但没有死，大脑也没有受到损害。如果就那么死了的话，可能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然而，对于活下来这件事，虽然现在想来觉得很好，但是不得不考虑还有比活下来沉重数十倍的主题。　　

所以，虽然不知道活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能确认活着很好这件事，是取决于对于死亡这个主题，自己能面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确认这点，可能死亡会比较好。　　

所以，最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不会对杂志或传媒生气。因为，对它们一个个发火，“这个浑蛋，你在想什么呢，绝对会遭报应的”，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报应是一定会来的。因为死亡一定会找到所有那些人。　　

所以，“武是什么”被写了很多，“别开玩笑了，想说什么就说吧”——虽然到现在仍然非常生气，可是那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死亡随时都会找到这些家伙的。那时，他们会怎么面对呢？　　

想到这反而笑出来。真可怜啊，他们能面对吗？　　

回顾自己的人生，死亡的残酷是和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就像一文铁钱一样清楚。

可能你会说“我生前做了好事，所以会长寿”。可死亡和那种事完全没有关系，它会猛地就来了。那时人会怎么面对呢？是听天由命呢，还是对此说些什么呢？这是今后的主题。

枕中記 ... 1 reply

titan — Mon, 21 Jun 2010 03:17:28 +0800

《枕中記》一名《黄粱梦》、《邯郸梦》，是《唐人傳奇》中的名篇，作者是沈既濟。

開元七年，有一盧生進京趕考，結果未就，只好留在家中種田。一天，旅途中經過邯鄲，下榻旅館，店中遇見了一位老道士，二人相談甚歡，道士送他一個青磁枕頭，當時店主正在蒸黃粱米飯，盧生睡在枕頭做了一個夢。

夢中他娶了娶清河崔氏之女，又考中進士，平步青雲，官至宰相。忽遭同僚陷害入獄、流放多年。平反後封燕國公。享盡榮華富貴，最後老死家中。

夢醒之後發現店主人鍋裡的飯還沒煮熟。

报人程益中 ... 1 reply

titan — Sat, 29 May 2010 17:54:20 +0800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108dcqd64ck

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 Panphilip 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 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 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如若上面的链接地址失效，可以于底下回复，我可以将全文 Email 寄至。

最好的音乐传教士——张有待 ... no reply

titan — Wed, 19 May 2010 14:53:47 +0800

via http://ent.qq.com/a/20070820/000209.htm

“音乐让人变得智慧。”

“上帝才是最好的DJ。”一个叫张有待的电台DJ这样说过。

他不太像音乐圈里的人，神情一点都不颓废，眼神一点都不迷离，十年来他更像一名传教士，在他的领地——北京音乐台，放最好最新的音乐，声音里充满了仁慈的召唤，召唤那些蜷缩在世界某一角落的年轻人来到音乐世界里寻找到自己灵魂的位置。

音乐是他的生理需要

有待的身份有些复杂——北京音乐台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派对上的唱片骑士，“九霄”和“糖果”两家俱乐部的老板，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相当专业。“呵呵，身份是多，但20年来所有的身份都跟音乐有关。我是个职业音乐推广人。我是中国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第一个做爵士乐的，第一个放布鲁斯的，第一个放电子乐的。”有待有些自豪地说。“小时候家里人从香港买了一台录音机，随机器带来的一盘试音带成了我最初听到的音乐，那时所有能听到的东西都令我着迷。”虽然当时只有邓丽君和刘文正可听，但有待想方设法去听更多的东西，他说那是他的生理需要。

“那时在电台里能听到交响乐。而别人知道我在听莫扎特觉得很奇怪，我突然明白了听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区分我和别人的不同。原来音乐可以证明我自己。”

随着听觉范围的扩大，到了大学，有待成了中戏“有名的有带”（有很多的磁带），山东的小凤讲过一个经典段子，孟京辉说有待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穿一件黑色的风衣，领子竖得高高的，特别神秘——看到朋友，就从上衣的口袋里噌地掏出一盘磁带说：“这个，你拿去听听。”大伙把有待封为摇滚普及办公室的主任。“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DJ了，尽管当时还不知道DJ是什么。”有待说，他开始试着在大学的舞会上放送音乐，用双卡录音机做混音。后来，从中戏学了四年戏剧文学的他还没来得及成为一名编剧就进了电台做了一档叫做《新音乐杂志》的摇滚节目，这成了当年有待最早“传经布道”的讲台。

寡言是他的主持风格

“MY VOICE，YOUR CHOICE……”听有待的节目，感觉到他的话少。好多听众都好奇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有的猜测有待是个寡言的人，也有的推测他生性腼腆，更有人认为他高傲得不屑与人言。

有待的解释让我啼笑皆非，这个独特风格的形成还是拜台里直播改录播所赐。当时他常常不自觉地播放一些不合适宜的摇滚歌曲，台里把他的节目从直播改为录播，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有待以为，这是对他的惩罚。就像一个喜欢即兴创作的艺术家突然被关在屋子里按时交作业，更像一只剪短了尾翼的雄鹰突然被限制了飞翔的高度……这让他很不过瘾，于是就带着情绪做节目，做着做着就不怎么说话了，从那以后有待只能在家里预先把节目做好，没想到“让音乐说话”竟成了他的风格。

DJ是他最官方的身份

随着电子音乐的发展和跳舞俱乐部的涌现，DJ这个时髦的称呼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所熟悉。但怎样才是一个够格的DJ呢？著名的DJ有待是这样总结的：“DJ是你不知不觉中跟随的人，他会在一段或短或长的旅行中一直引领着你向前，向上，向下，然后再向前。路途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所做的就是跟随。做DJ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放他们要求你放的音乐’；第二个是‘你播放你只能放的音乐’；第三个是‘你想放什么音乐就放什么音乐’；最后一个层次是‘你就是你放的音乐’。”

“那么你是——？”记者明知故问。

“我就是后者。”有待的眼睛和语气突然有了一股扑面的霸气。“我很少在节目里说话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再去解释什么，或者去证明什么。我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不容质疑地告诉听众，这——就是最好的音乐。”

“这么牛？！为什么你就比我们厉害？”记者不服气了。

“很简单，因为我比你们听得多！我告诉那些想做DJ的小孩，不是几张碟放在一起就可以做DJ，你以为你是谁？你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让这么多人都听你放的音乐？没别的，就是你要比他们听得多！！你要具备足够的听觉经验，不然的话，你只是个谈话主持人，情感主持人，绝对不是音乐主持人。”

作为北京音乐台的官方DJ，有待10年来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忙碌而让节目停顿过，哪怕是一次。即便他去欧洲旅行，即便他去主持大型的户外Party，他都会事先把节目录好准时寄回台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电波从未在电台消失过。音乐是个密码，越好的音乐信息量越大，它让你听到的不仅仅是一段节奏和旋律，他需要你的脑子有个解码器，那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念，它们决定你能够解码多少，你解密得愈多，音乐对你产生的影响愈大。在这个城市里，即使每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收到密码，然后解码，那么这个夜晚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生活，这便是我工作中最大的乐趣。”在小凤的节目里，有待曾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DJ不是上帝，但上帝一定是一个DJ。现在终于有机会当面验证这话里的含义了。“对！上帝的工作就是把好的东西都混和在一起，MIX在一起，有一首歌的名字叫《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昨天晚上有个DJ拯救了我的生命）。它讲的是一个人失恋了，对生活失去了信念，他打开收音机，这时DJ放的一首歌让他对生活重拾信念，这就是一个DJ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不是偶然——我此时此刻放了一首歌，放这首歌是偶然，而这首歌如果正好打动了此刻的你，却是必然的。”

音乐改变有待

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待每次到了节目的最后都会说，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好的音乐是一次旅行，可以是一首歌，一张专辑，一个PARTY，或者一次节目。有待自始至终都相信，音乐的魔力可以改变人生，改变世界，甚至可以消除空间与时间的差异。

“十年前我的理想就是让人们因为听了我的节目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可以说，我做到了。曾经收到过我的第一代听众的来信，他告诉我‘……有这样一群人，听了你的节目和音乐，改变了他们’。我知道音乐是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我就是被音乐改变的，音乐让我变得细腻，变得善良，现在的我，做老板是个好老板，做父亲是个好父亲，呵呵，做情人会是个好情人。同样我也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你们。”

“作为我来说，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伦敦、生活在纽约没有任何区别，是什么让我感受不到地域的差别，是音乐。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都可以做到——你们生活在中国，但是你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可以让你们觉得你和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是一样的。”

国内摇滚圈里无论是老牌歌手还是刚刚出道的小孩，对有待都有几分敬重。是他通过节目让大家了解这些乐队，也是他不遗余力地为乐队做演出策划。正当他们对这个摇滚战线里最坚贞的战士充满希望的时候，有待迷上了电子音乐。“在我刚开始做摇滚节目的时候，他们叫我‘摇滚DJ’；后来我播放电子音乐的时候，他们就不理解我了。如果我想讨好我的听众，我可以在节目中放一些流行歌曲，但我不想这样。我在播放电子音乐的时候流失了很多听众，但我觉得不是为了讨好某部分人去做这份工作的。”

从几年前办第一个跳舞Party开始，有待就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电子乐，在他那个花费了很多心血的俱乐部里，他耐着性子坚持做每一场可能赚不上钱的Party，尽管每周有待都不惜血本地请来国际级的DJ来打碟，但他的俱乐部始终不是京城里最火的跳舞俱乐部。

成功，永远须等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有待这样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有待不这么想：“成功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有待，我永远得等待。”

35岁以前的有待，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不需要回报，只求过程中的痛快。有人说，拥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才是成熟的艺术家，有待在35岁时才发现自己从来不能从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回报。“我一直在做策划，在做演出，虽然都做成了，但我没得到过什么，活动过后，仍然是失败的感觉包围着我。我现在开始需要商业回报了，这才是我想要的成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理解他的苦衷，但这世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付出了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时间，却得不到一丝回报，回过头来只好安慰自己毕竟在付出的同时，也得到过心灵的快乐……

音乐让人聪慧。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音乐DJ，应该是聪明过人的，在音乐上积累多多的有待正在把智慧恰如其分地用在商业上，相信不久，他所期待的成功就为期不远了。

梁家辉一半退休，永不退役 ... no reply

titan — Tue, 19 Jan 2010 15:28:41 +0800

文/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

有一个段子在圈内广为流传。当年TVB艺员班选龙套为周润发配戏，一出赌场的戏，群众演员就有好几百号人。周润发手下两个马仔出场了：一个是刘德华，嘴里叼着牙签；另一个是梁家辉，手插在西装里，作随时掏枪状。

片场突然响起导演的大嗓门，“你叼着个牙签干吗？你手这么插干吗？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拿破仑啊？”

刘德华的《神雕侠侣》在无线热播，走上灿烂星途时，梁家辉拿到一纸解约书。他当模特、办杂志，以为从此跟电视圈无缘了。当时他正在追求一位漂亮的封面女郎李殿朗，没想到被女孩的老爸看上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翰祥。他发现这个和女儿拍拖的小伙子，怎么看怎么像历史图片上的咸丰皇帝。

“有一天到他家吃饭，他问我，Tony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拍电影啊。拍电影？在哪里拍？他说回大陆拍。得拍多久？他说一年多一点吧，拍老戏，去北京。哇，我当下反应就是好过瘾啊，京城！我从来没去过！”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北京，香港来的“老乡”Tony梁上街吃个饺子还得带上肉票。他学会了去买黑市鱼，从团结湖骑车沿长安街到西苑饭店，一路上只有他一辆自行车，如果是清晨，还看得到驴车拉着大白菜进城。

语言不通，他当了大半年聋子和哑巴，靠手势、鞠躬和作揖建立最初的社会关系。和刘晓庆配戏也吓了他一跳，“每天在现场把剧本翻开，我的是干净的印刷剧本，她的是写满字、做满功课的，我的天！她怎么写那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

拍完李翰祥的《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26岁的梁家辉捧回了1984年第3届金像奖，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轻影帝。

香港影视圈早已忘了这个只有过片刻露脸的龙套，面对这个已经学了一口普通话的新人，大家都说，李翰祥捧出来一个大陆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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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我做不成李敖 ... no reply

titan — Mon, 11 Jan 2010 13:55:43 +0800

马家辉：香港传媒人、专栏作家及文化学者。著有《死在这里也不错》、《明暗：源于影像的微琐絮语》等。

via 中国青年报 2009-11-24　

李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我最崇拜的作家就是他。

我第一次读李敖也就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偶然在香港的一家书店看到一本《文化顽童李敖》，讲李敖种种奇怪行为。我一气读下来，觉得李敖很好玩。于是开始找他早期的作品，如《老年人和棒子》、《传统下的独白》、《李敖千秋评论》。读完他的书还不过瘾，又开始看李敖老师殷海光的书，追着看胡适的书，直至看完和新文化运动相关的许多书籍。

那时我在香港读大学，专业是电影。有一天，我和妈妈在看电视直播的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我指着电视里上台领奖的导演徐克对妈妈说：“十年后我要拿这个奖！”但我迷上李敖了，自己许下诺言：在21岁之前，我要写出一本关于李敖的书。为了兑现诺言，我去了台湾。我一边读书，一边阅读、研究李敖，还要去采访李敖。记得第一次去拜访李敖时，足足敲了5分钟的门，李敖才披着一条浴巾出来开门，从门缝里塞给我一张名片，说：“小马，我们改天再约啦。”

他没有食言。这样我就有机会采访他，和他做朋友。那段时间我经常和他混在一起，他还介绍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给我。在我21岁生日的前两个月，我出版了《消灭李敖或者被李敖消灭》。李敖读完这本书，约我见面，说：“小马，20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胡适的书，胡适对我说：李敖，你比胡适更了解胡适。而现在，我要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我在你面前这样说，在你背后也会这样说。”

那时我还是大二的学生，只是借用了李敖的矛攻李敖的盾，没想到得到了他的肯定，很有成就感。

从李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他影响我如何做人。30年前，我为了李敖放弃电影、放弃徐克。但五六年前吧，我忽然接到素未见面的徐克的电话。他正在筹拍李敖的纪录片，邀我做顾问。生活真的奇妙，走了一圈之后，所有的一切又回到原点。该碰到的人都能遇到。

我还记得李敖当年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李敖被国民党封杀，没有钱生活。他靠什么生存呢？靠赌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聪明嘛。”他经常和人打麻将。有一次，一个家伙输了，但不服气，就告李敖和另外一个人“出老千”（作弊）。

法官问李敖：“你有没有‘出老千’啊？”李敖说：“法官大人，第一，我跟那个人当天晚上才认识，没有信任，怎么‘出老千’呢？‘出老千’需要互相信任才可以啦！第二，法官大人，我头脑好，他头脑笨。我打真牌都能赢他，干吗还要打假牌？”

这句话对当时年轻的我很有启发：既然什么事情都能做好，为什么还要作假？年轻时，我觉得李敖很厉害，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像他那样。但年纪大了之后才发现，马家辉再怎么努力也做不成李敖。

李敖的天才表现在他的文才上。他后期的作品，比如《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在我看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文字更精致。

他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的幽默、勇气上。前几年，我们一同到香港，凤凰老总刘长乐请我们吃饭。席间刘长乐要李敖讲两句。李敖端起酒杯，先讲“谢谢刘老板，没有刘老板就没有我李敖今天”之类的门面话。但，李敖终究是李敖。他接着说：“法国有本小说的男主角很好玩，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出卖他的老板，因为他心中有更大的理想。我在这必须提醒刘老板，现在我们已经同船共渡、荣辱与共了。”

給親愛的李敖大哥 - 陈文茜 ... no reply

titan — Mon, 11 Jan 2010 13:50:57 +0800

via 苹果日报 20051008

這算一封仰慕型的情書嗎？我認識李敖大哥26年，怎麼見面的，我並不記得。只知道沒有一次談話後，我不是開心的回家。

寫一封公開信給熟識26年的朋友，並不尋常。通常它是封寄不出去的情書，或無法言語已成陌生人的昔日知己。我和李敖大哥從無男女之情，對李大哥我太肥、太老、太不秀氣、還太聰明，李大哥對我……（以下省略不語），因為某些秘密不能戳破，尤其是英雄的秘密。

李敖是個活得沒有謊言的人，這使和他打交道的人頗不自在；但也使得我遇見他時，總習性逗趣地講話，不習慣捧他。李敖捧自己，已非猖狂，而是藝術；他自頌起來，旁人若插個兩句，不只捧得不夠高明，還有點像澎恰恰跑入達文西古油畫，蒙娜麗莎都笑不出來。

我生性叛逆，崇拜一個人往往不肯承認，常常還給他倒采，這一點我的母親最了解我，我的媽媽常說：「她說愛的都不是真的，不愛才是真的。」

李敖在北京演講時，我就想寫這麼一篇文章給他；當時那麼多人給他掌聲，或給他噓聲，我卻只能激動且靜靜地看著他。我知道這個天才一直被埋沒了，整整70年。從五四之後，再也沒有一個真正頂天立地的中國知識份子，擁有和李敖一樣的影響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沒了，一直要等到70歲，人書俱老，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兩岸氛圍下，站上了沒有人可以否認的歷史舞台。

李敖常說「他不需要時代來肯定他」，因為他本身就代表著時代，時代根本就掌握在他的手裡，何須盲從者肯定？這是李式的頂天立地，看起來氣魄很大，我卻覺得很蒼涼。李敖的反偽善，使他真正的價值長期被低估了；菁英上流社會總流行互相吹捧，講求人脈，遮掩不可告人的物質或權位秘密。李敖賺錢是擺明的，他不做臭老九，不過苦日子。坐牢可以，但窮不成；因為李敖太看穿錢這件事如何消磨一個人的靈魂與志趣；他不讓權力掌握他，也不讓錢支使他。他賺錢的方法奇特，告人、談判、照相、逼出錢來，年輕時還和美軍顧問團與影劇名人「勾結」，合法賣二手冷氣。

他這種反偽善、赤裸裸的幹法，當然激怒偽善的社會與時代。他大刀狂舞，每個人都怕；說穿了他有什麼武器？一隻筆、一個不低頭的靈魂、一對看穿人性的眼睛，沒啥用處的「小李飛刀」、還有無人可及的聰明才華。他做得到的，除了才華，本來人人都做得到。但是看得人愈多，我們愈知道人與人若要分高下，不在財富地位，就在一股氣。

李敖在北京，如今成了傳奇。做為一位他長期的朋友，我必須說這是遲來的；而且是絕響的。再也沒有第二個李敖，正如再沒有第二個蔡元培了。

直至經過一個星期的塵埃落定，我才下筆寫這篇感傷的文章。在北京大學那場「世紀性的演說」結語裡，北大學生問他何時再歸來，李敖則自比騎著白馬離去的人，他告訴北京，此去已是永別了。
許多人斤斤計較他這場如何殺了共產黨，下一場如何半殺半哄共產黨，最後一場又如何語重心長共產黨。我認為這些都只是細節，只是一場歷史經典劇中的布景台詞，真正重要的還是舞台場景上那一位無可取代的主角。誰能超越？誰能接替？再也沒有，再也不能了。

李敖的精采之處不只在他的學問功力，而是那股氣。由於欠缺那股氣，近百年的知識份子全完了，只剩李敖一個。李敖在大陸那股旋風，正是把那股氣給喚來，喚回古老曾存在於北京的記憶。

這是我和李敖的談話，或者聽他說話快樂的原因。我們人生下來，表面上看似「牽絆」太多，其實說穿了就是面具太多。他的快意恩仇，使他即使跛著腳、拄著拐杖，意志都展翅如鷹。

他回來後，我看著他的「老臉蛋」，一直問他會不會太累，「身體好不好？」他得意地炫耀未來時光無限好，海南島已有商人送他一棟別墅，等著他。我看著他一路戲弄立法院，宣告王世堅管死人、教謝長廷劃清界線、勒令無能的御使「審計長」下台……唉！什麼時候我們才會真正珍惜李敖，真像他所預言，必得等到他離去的那一天嗎？

韩寒者，冒犯也 ... no reply

titan — Wed, 06 Jan 2010 11:00:42 +0800

by 李海鹏

出道十年，名满天下，仍是后生，韩寒被欣赏他的人开玩笑地称呼为“韩少”。这个称呼隐含了戏谑的赞许之意，指他风流而自在，有品质，不是乏味的家伙。韩少是个作家，是中国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赛车的双料年度总冠军，是偶像，还是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的主人。他太有名，人们反而忽视了集这么多头衔于一身是何等不寻常。可是韩少真正成为广受尊重的韩寒，还是在2005年10月28号，这一天他开通了博客，不久开始写作社会评论，与时代共振。他的风格不羁的言论引发争议，又广受欢迎。于是有一天，最古板的人也意识到这不是个胡闹的年轻人，在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着自由的波长。

韩寒总是不在规定的框架之内，无论这框架是命令，还是习见。有一次他干脆在博客里用英文说，他要做的就是“干规定”。他认为这么做很自然，因为这些人们习焉不察的框架是荒谬的，不对的。

2006年3月，他在博客上引发“韩白之争”，攻击文坛的门阀之见，理不糙话糙，于是被抨击为“红卫兵”，陆川甚至说拿他的做法与“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再一次抽到我父亲的脸上”相提并论。韩寒其后的作为证明这只是夸张其辞。他全无红卫兵的无知之态，头脑更决不受他人控制。

其时情势超出预料，如今他回顾说，“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跑题是因为裹入战团的人的身份在变，从文学批评家到音乐人。就像他在17岁成名时一样，每当他冒犯一个人，就等于冒犯一个有着私人关系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赢了，用一句 “高处不胜寒”解构了高晓松，然后说，PASS，下一个是谁？这狂妄本该激起更多愤慨，却再没有人接茬儿。安静，困惑。对这个毛头小子的轻视不见了。如果说文坛的正统派仍坚持说韩寒没有在小说中证明自己有多么出色，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只是基于现有的短视，但韩寒已经证明了他的对手是多么虚弱。

这在韩少却是“练手”。这是一个预示，他将用同样的机智去戳破四处弥散而且更沉重的荒诞泡沫。

几年来，他在博客文章中评论社会热点话题，有“周老虎”事件、火炬传递风波、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聚氰胺事件、“欺实马”事件等等，也有较少人关注的新闻，选择什么话题，“一般以我看完新闻以后嘴巴微张为原则”。他只是受触动而写作。“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的时候，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这些文章卓具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乃至有人称之为“80后的骄傲”，有人要选韩寒当市长，有人说“这个事情就等着韩寒评论了。”

“世界上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韩寒的妙语，也可视为他的全部时评文章的主题。这些文章的内容一再地揭示这个社会的反常之处，质量则一再地反衬中国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是多么的失败。他的机智，幽默，用简单的逻辑揭橥事实的荒诞的能力，对读者心理的熟稔，都相当耀目，至今仍被知识阶层低估着。这名松江二中7门功课不及格的留级生有一种自由生长、未受束缚的天分。他证明了很多人脑子里以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毋需存在的。

他了解当下知识分子式的文章为何行之不远，“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连朋友的故事都不需要，“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才是强大的。”他年轻，吸引年轻读者的经验却罕有其匹。

韩寒使用的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浅白汉语，凭借的是显明易懂的常理，他是一个善用“本来”的高手，是“以其知之所之，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的典范。在论述为什么抵制家乐福并无意义的时候，他并没有引述任何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他对学理全无兴趣，你也可以说他对此甚为无知——他打比方说，这就像一个男人问充气娃娃，我强不强，我强不强。他总会把严肃的果核塞进可笑的果肉。他率性，不端着，又不致失态，有着自然的分寸感。如果通读他的博客，苛刻的人也会惊讶于在每个逻辑细节，每个粗俗与有趣的交接点，每个自信到令人喜欢与自信到惹人厌烦的边际，他几乎都做对了。鉴于其产量甚丰，这是一项概率意义上的成就。

在文章中剥除一件事情的伪装对韩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再自然不过。这些文章日积月累，产生了级数增长的影响力。他年轻，帅，有钱，经历传奇，酷，都为他的观点的传播提供了助燃剂。最终斯人的幸运成了国家的幸运：他带着他的影响力站在了人这一边。倘若提起历史上的同道中人，韩寒的精神世界可能远远不如，但就现时的影响而言，他却比先贤们强大千万倍。韩寒就像鲍勃.迪伦一样把良知送得更远。

韩寒每年赚取版税200万元，他的选择却使他算不得强势阶层。他的影响力会戏剧性地断裂。

在同级别的名人里，他可能是最与特权无缘的，甚至名气也不被权力认识。“比如我们区里的领导，他们对于我是根本无所谓的。”他的母亲为了他舅舅的摩托车库被抢占一事去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政府上访，竟被保安煽了耳光，他去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连镇长都见不到。

2009年11月，他应邀去“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演讲，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他说，“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毁灭100万个理想，用这100万个理想诞生出1到2个新富。”陈丹青征求当地官员对韩寒发言的意见，当地官员说，其实他不知道韩寒这个人。会后大家友好握手，还一起吃了饭。韩寒的印象是，“其实很多的领导和我们是两个资讯系统。”

韩寒常是被切割的对象。任何一个正襟危坐的地方都有很多人乐于和急于表明自己与韩寒没关系。一个文化人也会以对韩寒的轻蔑来暗示自己的水准和级别，至少表明自己不流于俗。韩寒只是“黄口小儿”、“车夫”和“小公鸡”。他是对的，但他文笔不过尔尔，上不得台面，等等。他好像只适合赛车。韩寒对此反应冷淡，对于“反智的先锋”之说，他说，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

未被污染的穿透力是韩寒的大杀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他却从未被各种场域扭曲和体制化。他站在常识这一边而无任何犹豫。“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

这才是让韩少真正像个“少”的地方，轻松、愉快、持平、坦荡，落笔于重大事件却有悠游之态。当很多时评家体会着责任重压的时候，他举重若轻；在别人自矜于道德光泽的时候，他不当回事儿。他全无“进亦忧，退亦忧”的愁苦，也无“铁肩担道义”的凝重。一方面他早早跳脱了教育的桎梏，另一方面，名气、地位总是会令匹配它们的人更放松自如，再一方面，松弛本来就是杰出者的特征。忘掉文学，就人而言，27年时间，韩寒的自我实现是现象级的。

这轻松也来自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享受目睹之事带来的刺激感和戏剧感之前，韩少也曾激愤过。

“以前我很悲愤，当你看到矿难，你悲愤是人之常情，当我看到五十次矿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你看到第一百次的时候，你会有点儿觉得这其实是个喜剧。”在一连用5个“最”描述了国家当下的各种差距之后，他说，“看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他会令人感到矛盾。你几乎不可能让他尊敬某个作家或者学者，甚至于你怀疑他根本不钦佩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他的骄狂几乎是刺目的。你只是不能低估他的自由自在和不落窠臼的能量。

有趣，对于韩寒来说始终是排序第一的，然后才是公义。可是他也在此寄托了理想： “我希望我们真的安居乐业，没有人冤枉获罪，没有流血和牺牲，中国人真正意义上被全世界所尊重，而不是光靠着我们短时间内少部分得到了财富的人在世界范围内挥霍而得来的假尊重。世界商业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山西煤老板，世界文化看我们就像……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强大起来。”

最终他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精彩的人生，还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生？韩少却说，“一个和谐的人生。”

过去十年，韩寒的崛起是这个国家的一道标志性的景观。他从17岁开始搅动中国，人皆以为昙花一现，他却成长，变得强大，他以一种危险的方式获得成功，在社会挤压的罅隙中开辟天地，在敌意中赢得尊敬。他用调笑的声音说出了肃穆的真理：自由之树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生长。他言人所不能言，为人所不能为，他鼓舞了年轻人，鼓舞了梦想，鼓舞了无数的“自我”，甚至给这个古老的国家以身体力行的教益。他的故事是过去十年中的美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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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为南方周末做的年度人物稿子。韩寒是南方周末2009年度人物。

韩寒的感言是：“14年前，在同学们还在看《红领巾报》的时候，我每周都要用可调配资产的十分之一来买《南方周末》，是这份报纸给了我最初的启蒙。14年后，就是这样了。我很荣幸。”

一個殘酷的笑話演員 ... 4 replies

titan — Mon, 28 Dec 2009 21:51:49 +0800

黄碧云

她所知道最好的笑話就是卡夫卡的「審判」Joseph K，一天早上醒來，二個陌生人闖進他的房子，說：你有罪。他想，怎麼會呢。到後來……他千方百計的為自己找一個罪名，然後受死。

因為恐怖，grotesque，莫名其妙，所以好笑。

她喜歡的笑話還有，一個笑話演員舌頭生癌。夢中情人人原來是女扮男裝。太太因男子有外遇跳樓，男子還會寫悼文：「抑鬱終日，無奈逝去。」

笑話總有這樣殘酷的成份。她流落在紐約，成天在笑話咖啡泡時間，看各式各樣的笑話表演，就像看鬥獸，她想。

我去看「黃子華楝篤笑」也像去看鬥獸──驚心動魄的殘酷，難得是眾人都笑得出。

關於黃子華的記憶，時常都很殘酷。也不記得怎樣開始，斷斷續續，他老在扮羅拔狄尼路及周潤發。穿他唯一的一件舊皮夾克。我們笑他一年四季穿「膠褸」。他又會莫名其妙的講尼采。我們那時還年輕，很容易受到驚嚇，在電視台看見所有其他人每星期做二小時工作，驚懼得面面相覷。後來他又要考司儀，興高采烈的跟我們說這說那，很快讓人否出局。他又去了香港話劇團（他想演哈姆雷特，但有多少演員可以演哈姆雷特，他說。），他老苦笑，三千元月薪，練習生想演哈姆雷特。他演戲我去看他，坐得遠遠的也不禁笑出來；他也實在差得可以。下來二人吃飯喝。他笑：導演叫你點就點。笑得十分淒慘。他轉了職到港台當助導。我們在影印機前相遇，光影一閃一閃一黑一白。他說：我的工作就是影印。忽然又有所悟，說：為了當藝術家而捱餓是不對的。我不知如何安慰，我又是很殘忍的人，只道：影印吧。忽然有一次他很高興，說：我在港台電視劇有角色了。我說：好。他又說：是一個當性無能青年的角色。我應如何演性無能呢？二人也不禁神經质的相視大笑。電視劇演成怎樣，沒有看過。

我們有一次合作演戲。我失業，無聊之極。他想演戲（哈姆雷特、羅拔狄尼路）。他自己演的是一個笑話表演，在扮一粒沙，又演一段哈姆雷特，因為表演得十分幼稚，他在練習，我們在旁笑得震天嚮。他回去改了劇本。我叫他：演給來看。他抵恐不肯，道：你們都嘲笑我。我哄他，說：不笑你了。他又在演了。我們禁不住又大笑起來。

表演完畢，我們大伙去慶功宴。他喝了酒，搖搖擺擺的站起來，道：我今年二十六歲，最快樂是今天。因為也演了一個自己的戲，如他所願。我那時也是二十六歲，坐在他對面，喝得滿臉通紅，也很快樂，但內裡又有極尖銳的痛苦與同情自傷，說不出話來，也光是笑。如今還記得。

我離開香港就不再記得黃子華。回來在商台碰到他，衣著整齊入時，油滑了好些。大家十分陌生而客氣。因為隔了時間與閱歷，他不再是我認識的他，而我也不再是我自己。我知道他做電台電視節目，亦不感興趣，實在與我無關。年紀令我對人情的親密疏遠甚至生離死別都看得很平淡。

那時是同事。以前合作做表演時我穿了他一件T恤，還在我家。一次碰到他，道：你的T恤還在我處呢。他在眾人前，忽然道：What do you mean? You mean I went to bed with you? 那一剎那我便覺得他很下流。一直耿耿於懷，以後每次見他都避著。實在犯不著。我實在認不得他了。

有陽光的殘酷日子有時會想起他（我認識的黃子華不過是一部份的黃子華），她早上看電視看見他都會轉去別台，她又害怕聽他做電台節目（我們年輕的日子，時常都有陽光。）

她在黑暗中看他講笑話，關於他的殘酷記憶斷斷續續的浮上來。她所知道他的淒涼日子，都在他的笑話裡面了。她自忖是聰明人，關於移民，同性戀，偶像（李小龍／周星馳／劉德華）的笑話都不會令她發笑，她触到他笑話裡殘酷的自嘲，便像看鬥獸般的，神經緊張的大笑起來。

表演完畢就去看他，他在後台很frustrated，正如我每次看到他一樣。我們仍然很陌生而客氣。

其實他實在演得好。她便跟誰說，他真的好，那人答：噢，不。他說你只說他「有進步」，你真的沒說他好。那一剎那，那個她認識的他又活過來了；他還是這樣，愴愴惶惶，而且又記得她不經意的一句話，她便笑了。笑了以後又起了惶恐的心情。

他們即使以不同的方法去演繹世界，但她時常覺得與他接近，大概只因為這種惶恐的心情。他們惶恐終日，對整個世界都感到陌生而敵對。他自嘲，她卻變得很Cynical，年年不上心，冇句真。在這個他表演殘酷笑話的鬥獸場，他們的生命在此成就了交匯點。除外，她一點也不認識他。……他說，我要出版一本書了。她說。她想。她答：好。如此這般，寫了序。

對其他人來說，這不過是一本好笑的笑話集。有人買娛樂，有人賣笑話，有人從中賺錢。真的不要太認真。或許黃子華不是想做一個周星馳，管它殘酷不殘酷呢。

又或許不。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 no reply

titan — Thu, 24 Dec 2009 03:04:47 +0800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 柴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

It Takes a Fool to Remain Sane ... no reply

titan — Thu, 10 Dec 2009 05:21:57 +0800

晚上在一个咖啡馆，跟几个朋友聊了大概四个小时。

快凌晨一点回到青年旅舍，坐在角落安静的上网。每天差不多都是下午才起床，早上六点左右睡。

每一份工作的间隙，都是一段难能可贵的体验，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去外面买了香辣猪蹄，面，以及啤酒回来和青旅的朋友一起吃，每天晚上都会饿，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总是觉得饿，而有东西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却又吃不下。

李锦记的香蒜辣椒酱真不错，今天去超市寻觅它的另外一种辣椒酱未果而求得这一瓶，无憾。

喝酒的间隙，他们在说恐怖片，我一直都拒绝的电影类型，于是走开。

世无知己，君子不求。

遇到很多陌生人，问起之前读的专业，得知是音乐时总是一副讶异的表情，而在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互联网之后更是如此，不过，很快这两段经历即将融合在一块儿。

我知道自己大概是喝多了，不过，挺好。

难忘的一晚 ... 1 reply

titan — Thu, 05 Nov 2009 02:41:02 +0800

last.fm 这个 App 让我这个晚上十分激动, 设备(工具) + 应用 (Apps) 带来的美好感觉让人非常受用. 晚安, Se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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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手机助手的 apps 下载速度令人发指, 没有了在 PC 前继续等待的耐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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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从来不惧怕这个社会 ... no reply

titan — Tue, 20 Oct 2009 16:12:51 +0800

文/张晓舟

　　拍摄《北京的春天》时，一位美国记者随同我们前往，
　　他正在为《纽约客》年中的一期特辑做准备，
　　为此他已跟随贾樟柯采访几个月了，
　　他说：“纽约的影评人已经没人不知道他了。”
　　在此之前，贾樟柯刚从那拿走了影评人大奖。这就是今天的贾樟柯。
　　作为电影导演，他已比过去更为成功，
　　而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他同样也有话要说。这组对谈背后，
　　或许是一个你不甚熟悉的贾樟柯。

阅读全文

一时聚散 ... no reply

titan — Mon, 19 Oct 2009 00:21:24 +0800

by 陈丹青

半个多世纪以来，港台内地先后出版图录集册，收拢散失海外的大量中国文物与书画，或精装，或平装，每件作品均附有详细注释:现藏哪个国家、哪家美术馆。我每见到，总以为这是将来要去向列国追讨的意思。

然而我愿知道的不是“将来”，而是“过去”。譬如在伦敦见《女史箴图》、在波士顿见《捣练图》与《历代帝王图》、在纽约见李唐《晋文公复国图》或王麓台《辋川别业图》……我不禁揣想：究竟是什么人，因为怎样的缘由，以何种手段、多少代价、哪些途经，终于使这些文物书画移走异域，一去不还？总之，当年双方的交易——或曰“掠夺”、“诈骗”、“盗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但没有一本图册给我们有所交代。

好比十年浩劫密密麻麻的灾祸一律推给“四人帮”：在文物遗散的历史公案中，我们只知道王道士、斯坦因，以及另几位有名有姓的文化盗贼——据说余秋雨先生在他关于敦煌经卷散失的一篇文字中，写到痛心之际，竟想给那位王道士下跪……余先生若是当真，诚不知他要寻多少债主、下多少次跪：除了王道士，千万件文物交易究竟是如何成功，必有太多人事由起初的秘而不宣，终至于年代邈远，无从查核，成了永久的无头案。我们不能总是说八国联军怎样贪婪，慈禧太后怎样昏聩，便是结清了这笔历史糊涂账——国宝散失，至今存有太多太多我们本应知道的真相，而我们至今不知道，恐怕就是我们当初之所以丧失的缘由之一吧。

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也曾有大量文物艺术品在殖民时代为他国所掠，其总量、情节、后果与中国相比较，是有过之还是远不及？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类世界性文物流失的对比资料，或在专业的学科领域中有所记载吧，真盼望会有专家出来反驳我的无知。我的意思是：国宝散失乃国家大事与公众话题，要紧的不再是散失，而是怎样散失。单是留一堆圆明园废墟、出许多海外遗珍的图册，公众心里还是一笔糊涂账——其实，尚待“小康”的亿万国民又有多少人在乎流失异邦的国宝？便是现存神州大地的无数历史城镇、建筑、街区、庄园……二十年来不是烟尘陡乱、石砾遍地，转眼就给我们高高兴兴拆干净了么？

我们的糊涂是真糊涂。上百年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文化浩劫，都是大规模蓄意存心的勾当——我们根本不糊涂，而我们的种种“不知道”，我看是存心蓄意、不想知道。

殖民大国如欧美诸邦，另有一种不肯糊涂而偏要知道的坏脾气——欧美诸邦，也有不少文物艺术品由此国散失彼国，就我所知，人家有大量档案资料予以详加记述，而人家的政府与民间，总在不断不断追究这类历史遗案。小时候，国内曾播一苏联电影叫做《五天五夜》，就是讲二战期间得胜的苏联红军从德累斯顿掠走大批名画，为此死了多少性命，战后又如数归还德国。多年后，我在美国看见好几册图书详细记载这一事件的巨细。大家知道，自文艺复兴到现代派的大量重要作品，并不集中在作者的母国，其间轶事真不少：十九世纪末美国人买走尚未见重于法国画坛的米勒代表作《拾穗图》，二十世纪初法国人悔了，重金买回那幅小小的油画——相当于整开报纸那么大吧——巴黎人居然为此游行庆祝。1904年，一位自称爱国者的意大利人从罗浮宫窃走《蒙娜丽莎》，预备献给祖国，结果《蒙娜丽莎》在追索过程与媒体渲染中，遂得身价百倍，成为世界性超级神话。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战后归美国现代美术馆所藏，西班牙政府穷追不舍，美国人说，只要佛朗哥政权告终，便即归还，1980年，马德里终于迎回《格尔尼卡》，重兵把守，隆而重之。

艺术珍品几经转手，跨越国家或朝代，本不奇怪，以上故事说明什么？说明人家举国上下很在乎。

中国人不在乎么？非也。类似的传奇，祖宗那里有的是：唐太宗当年眼热僧人手中的王羲之字幅，以豪夺之意，行巧取之功，弄到手来，竟至于带入坟墓，留在冥间永世欣赏；《富春山居图》的末一位藏家弥留之际引燃画卷，决意殉以为葬，幸得身边人及时抢救，至今犹在画面上留有灼斑。这样极端 “在乎”的例子，自然鲜少，而在大量中国画卷的题跋中，均有历代收藏者洋洋洒洒的文字记载，数落历朝换代转手易主的详细，单是取这画跋中有关转手易主的记载，就能清理出好几巨册文献，或可题之为“中国收藏史”吧？诚不知当今的博士级学者都在忙些什么大题目。

而古人对于“转手易主”却是早有绝妙的词语在，叫做“一时聚散”：这话说得多么潇洒、平淡，多么看得开——然而也就如电脑的“清除”键，轻轻一点，不知抹杀了多少历史记忆。

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委实太繁，不清除，全都沉甸甸地揣着，我们背得起么？而这许多国宝若是仍在国内，势必难免自毁自贱的运命，我们糟蹋祖宗的遗产，还不够多么？在国外见及中国文物的中国人，十之七八临了都会叹口气：看在这般珍惜，还不如由人家收藏好……近年国运大盛，拍卖热、收藏热，方兴未艾，总算烧起来。何谓收藏？若非长期浸淫其间的人，岂能深知就中甘苦；而关于收藏的大悲大喜、大喜大悲，我记得茨威格的一篇小说，最是令人惊怵。

那小说的题目叫《看不见的珍藏》，讲的是二战甫歇，德国百业凋零，有位老画商想起战前一位老藏家手里世代收藏的伦勃朗铜版画精品，于是远道探访，看看能否以廉价买下，做起中断已久的生意来。那老城大半炸毁了，老藏家的旧居所幸还在，画商大喜。不料，老人的眷属抢先来到旅馆，苦苦求告：那批版画全在苏军围城的艰难中，瞒着战时失明的老人，统统贱卖，换了面包了，画商到来，正可帮着家眷对老人继续瞒下去，否则老人不堪打击，必将活不下去。以下细节，便是作者的笔力了——茨威格细细描绘老藏家隆重欢迎久违的画商，取出“珍藏”，瞪着瞎眼，逐一夸耀他毕生的藏品，而老画商不仅得忍着空手而归的苦楚，还要与老人把臂捧扶空空如也的版画夹和冒充版画的纸张，随声附和，啧啧称道，以这当面而艰难的欺骗，给老人真实的欢喜：此时，他的使命非关艺术，而是挽救一条性命。

“懂啊！懂啊！只有你才知道这些作品的精美！”我记得小说这样描述欣喜若狂的老藏家。亏他瞎了眼，不然他如何接受这残酷——不，其实是荒谬绝伦——的事实。

呜呼！我们像不像那位瞎眼老人的后代，眼睁睁看着祖传遗珍散失于乱世？我们同时也很像那位老人，残存的文化年命乃寄托于骄傲而虚空的记忆。固然，我们比老人幸运，因为国中的珍宝并未丧失殆尽，因此，我们今日其实仍在那老人战时的境遇之中，甚或犹有过之——我们虽未失明，而公然无视连年出土的文物经由私运，络绎出关。今夏在纽约，我看见欧美专事青铜器文物生意的几位大藏家所刊印的精美集册，器型之罕见，品相之奇瑰，有胜于上海博物馆现藏青铜器整体水准，哪里来的呢？全是经由八十年代国门开放后自北而南及于香港的秘密渠道。

我们知道么？今天，国家文物以黑白两道继续外流，知情人、有心人，想必知道的，可是怎样散失？为什么仍在散失？我猜，我们就算知道了，等于不知道。

还是归人家收藏吧。不然，索性做那瞎眼的老人。我记得小说结尾，作者借辞别而出的老画商发一内心的独白：

在这世上，收藏家是最幸福的人。

2004年9月14日写在北京

我们这一代 ... 1 reply

titan — Fri, 16 Oct 2009 21:28:46 +0800

by 许知远

原文地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992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右转就进村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提供从剃头到按摩所有服务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的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连成了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路边的人们从容不迫的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支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是不远处那排在建的高楼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抽烟、喝茶、与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的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的颤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的挂在腾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庄最庞大的建筑群了。院墙与铁门隐藏了它的规模，只能看到两幢办公楼，大约六、七层高。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是否被关押人员所住，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9天前税务部门对公盟的突然造访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一点都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而许志永和他的同志，对社会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希望。但他们想成立这样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不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它不容许人们因相同志向与兴趣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它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政治权力无处不在，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不正如此吗？极权体制通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他们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才能去培育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仅仅沦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使每个人成为健康的公民。当权者了解这些，登记一家非赢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含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在他们不懈的努力背后，是一个新的中国的形成：经济进步不再能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福利，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达成了新的联盟，使得垄断利益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经常受到侵害；金钱催生了政治权力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践踏了道德伦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机器轰然向前时，很多人跌落在车轮之下、被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拥挤在上访村里徒牢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很难给予他们空间，它们不仅被意识形态控制，也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精英们要大谈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经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何况这些普通人；至于广阔的公众，他们看到身边的不幸者会有多么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获取少许的安全感……这样的社会充满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义与良知。

公盟旗下几十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为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公盟像是过去六年中国法治进程的某种缩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普通人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来表明姿态，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增长，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中增加希望。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体制内。自从 2003年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外，许志永就不断运用新的身份，揭露种种问题。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演讲所提到的，他们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通过点点努力，来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一些时刻，他们成功了，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开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集团——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时，特权者的特权也因此减少了。

在7月23日的夜晚，他试图还在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的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志永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记得两年前的一次交谈，那时他意气风发，相信2008年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机会。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将有所收敛，而不同民间组织都该利用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经由互联网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弱势者可能与强势者进行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两年以来，我看到的是政府权力借由巨大国家事件的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国家权力的扩张才能应对。赈灾只有是政府出面，死亡的名单是国家的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公务员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网民，轻易的汇聚成“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份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毒奶粉的父母索赔，探访京城的黑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的拘留过，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已经受难却失语的人群寻找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个人际遇中，感觉得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和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分手。我记得他离去前说得最后几句话中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不过，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会对普通维权律师施以重手，但对许志永这位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用更谨慎的方式。何况志永的方式是温和的，在一次讲演中他不强调，他们的方式不是批评—— 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相反的消息。7月29日的清晨5点，小区的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大约6年前，在北京在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式的讲起了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和经历。我们相识于1997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 3级，但不同系。我记得第一次读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的单相思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然后突然之间，他在大学中、在青年里、在社会精英中，他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10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 10年，但一个年轻人跳出来，用他几乎显然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25 岁，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适，2000年他毕业后，发现原本接收他的单位拒绝接受他。他成了一名独立作家。他依旧引起争议，忘记了是2000年还是2001年，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1993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的被划到另一个群落——异议作家。紧接着，他的书无法继续在国内出版，国内的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离开大学之后，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或许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那么多无穷的新事务，过分的道德判断，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到了。互联网热潮在1999年席卷了中国，是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了新的偶像人物，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

我先是在互联网公司，然后进入了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道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划体制，民营企业家怎样成为时代的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它们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性，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两年前认识许志永时，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折服，它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有着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你会有一种扑面的窒息感，它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和余杰一样，他也生于1973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

我们因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也受益者。许志永谈论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长久的转过头去，假装他们的不存在。我们无节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少许停留，不去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正因这种忽略和回避，这个黑暗的世界日渐扩大了，最终它可能会影响到、吞噬掉每个人。让我们问问现实吧：我们的心肝在哪里？

或许也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仍对这个社会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这个国家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

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马丁•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诗句：

开始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抓工会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冲我来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六年前，我热情洋溢的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和希望。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力量，我们可能因此将中国引入一个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的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直面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让我们从互联网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中走出来，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一本书叫做闭嘴：访问陈丹青 ... no reply

titan — Thu, 01 Oct 2009 22:20:27 +0800

柏邦妮

喜欢陈丹青其人，其文，大概因为他性格饱满，自由，独立，真实。如果真有所谓的文艺界，又或者文艺圈，也算是见惯了三十不立，四十不惑，格外坚定油滑的人物；也见多了曲折玲珑，精乖细巧的人物。世情如何，岂能不知，只不过大家不声不响，不管不顾，花花轿子一起抬。谁知竟然有陈丹青这样放纵恣肆的人物，偏偏就要捅破天机，三两下撕扯开那层窗户纸，一把掏出肝脑涂地一窝肚肠，血淋淋的好不狰狞。陈丹青就有这样的生猛。

然而，他也有别样的妩媚和精致。陈丹青好玩，好看，我以为是他一身担负了许多大矛盾，纹理错综，且都协调自在，从容并处，所以才呈现质地的斑斓。他是今人，却有魏晋的风度，民国的气质。他画西画，文字却秉承国学的脉络。他是上海人，说话有靡靡南音，有一种矜持和柔软，引人怀念，然而他骂起人来，却完全是北京腔调，粗而不鄙，十足的江湖。他的文章亦是如此：当今之世，少有用字如此精当简峻者，少有行文如此光明磊落者。因个人际遇，他有眼界，有胸襟，因个人心性，他又有情怀，有真心。写到幽微之处，突然他会爆几句粗，恰如临锅的胡椒，破掉寡淡，破掉精细，格局为之一大，往往神采全出，令人会心一笑。陈丹青的字，是有神采的。

有时先生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当然，他不是当真抱怨。我其实理解大众，因为我就喜欢看先生骂人。他骂人好看，也好听：骂得全在点子上，通透，痛快。迎战时，锋芒毕露，机智随性，回避时，腾挪如意，退也如进。骂人，颇能见性情。

喜欢陈丹青的人，往往因为他敢骂，敢说。不喜欢陈丹青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敢说，太敢写。这一点，从“多余”到“退步”，从“继续退步”到“荒废”，从无改变。在新书《荒废集》的序言里，先生自己说，这本书应该叫“缄言集”，缄言，就是闭嘴。一个放言的人，居然取名闭嘴，这里头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苦涩。《荒废集》其实繁盛：讲阅读，讲艺术，讲市场，讲知青，内容时新，亦讲去年的盛事与灾难，有随笔，有访谈，有日常生活。他写鲁迅，也写范冰冰，在同一本书里。内容看似芜杂，但却并不纷乱。因为陈丹青的气息是连贯的。

我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这样的人与我们“进行时”，与我们共经这一遭人世。有时看去人的书，我常常在想：若是谁谁谁还活着，眼见得如今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陈丹青的书，不必多介绍，就是他在活，在看，在想，在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个断裂的文化。陈丹青的写字，他的说话，他的浩叹和咆哮，我想，正也是一种努力，续接那道受伤的文脉的努力。

因为新书《荒废集》与陈丹青聊天那日，幸好他没有缄言。我们一路聊下去，从电影到纪录片，从文革到民国，从台湾到日常，从学院到教育，从北京到上海……聊得殷殷实实，和风细雨。开始，微微有点不习惯这样的陈丹青，太平静，随即，更加喜欢这样一个陈丹青：双臂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并不高高在上，声音有一点儿疲倦，真实恳切，知无不言，滔滔而并非不绝。世人只见他峥嵘凶猛之处，却难得见他波澜壮阔下，静水深流之处。方才看黄集伟有一句话，讲得好，是讲一个写作者的气象。我以为，风云翻滚，是一种气象，云深不知处，也是一种气象。和陈丹青先生聊天，真能感觉到天高地阔，云卷云舒。

谈话部分：

出名要趁早

绿妖：请问您小时候就开始画画吗？我小时候写东西，父母总是说不好，很自卑。
陈丹青：父母这一关其实是第一关，每个人都一样。我童年的时候，把画给家里人看，他们说：“画得这么好，再画一张。”所以以后，不论再怎么受苦，再怎么委屈，都还有一分底气。这方面，我不会有阴暗心理。
还有，张爱玲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悟到这个，就是那句“出名要趁早”。（大家笑）这话真是对。我那时候，是完全悟不到这一层，就出名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关其实已经过掉了。我后来看到太多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还没有成名的人，真的有才华，但是太苦了。
柏邦妮：先生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大关。（笑）
绿妖：这方面我是完全上当了，从小的观念就是大器晚成。看所有文学作品里，也都是说，一个人要经历多由的磨难，才够丰富，作品才好……
陈丹青：也不能说完全是欺骗，因为你相信了。还有，你没有听到别的说法，没有选择。

香烟

柏邦妮：先生你抽的是什么烟？
陈丹青：女人抽的烟。叫大卫•杜夫。
绿妖：我在小说里非常喜欢写这个品牌。但我从来没见过。
陈丹青：你可以抽一根。
绿妖：不，我不抽烟。
（大家窃笑）

叙旧

柏邦妮：好快啊……我们上一回见面，已经六年了。我都记不得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陈丹青：头发你变过吗？
柏邦妮：变啦！不过也差不多吧。
陈丹青：戴眼镜吗？
柏邦妮：一直戴啊！但那时候瘦好多。现在到北京胖了……
陈丹青：现在像个资深作家或者资深编剧了。（笑）
柏邦妮：哪儿像啊……（深感羞愧）
陈丹青：就在那一次，我们谈话，有个人给我递条子，说：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是要退步的。后来我就没扔这张条子，再后来就有了《退步集》。就是你在的那一次。
柏邦妮：真的啊？那次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那时候二十岁，没有见过那么精彩的人。
陈丹青：你当时在南京大学还是？
柏邦妮：在南京艺术学院。后来就来北京了。

虚构与生活

柏邦妮：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是从谈电影开始的吗？
陈丹青：记得，我们讲了一个晚上戈达尔。
柏邦妮：最近看了什么好电影吗？
陈丹青：《梅兰芳》啊，《非诚勿扰》啊。《梅兰芳》头一段还是可以的，陈凯歌他想要的东西还是在里面。我也很喜欢他拍的那个被骂得一塌糊涂的——荆轲？
绿妖：《无极》？
柏邦妮：《荆轲刺秦王》。
陈丹青：对。我觉得那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可惜被冷落了。其实比《霸王别姬》要好。还有《非诚勿扰》也很好。远远超过冯小刚以往的电影。所以事情还是要做，做着做着就成熟了。
柏邦妮：对对对。我以前也不理解冯小刚为什么要搞《夜宴》、《集结号》，尤其是《天下无贼》，我觉得很一般嘛。但是这次再看《非诚勿扰》，觉得气魄大了格局大了以后，再做小东西，非常的从容，有举重若轻的感觉。
陈丹青：还有看外国电影。我很迟到地看了一个电影，叫《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很好。还有一个好莱坞电影，讲两个女人都失恋了，互相交换，你到我那儿去，我到你那儿去……但是我忘了那个名字。
柏邦妮：我知道那个电影，女演员很出名。
陈丹青：有一个就是演《泰坦尼克号》那个。
柏邦妮：对，凯特•温斯莱特演的。
陈丹青：还有一个电影很好，是讲作家的。我想推荐给王安忆，但是到上海去的时候忘了。
柏邦妮：是《卡波特》吗？
陈丹青：不是，《卡波特》非常好。是一个讲书的电影，是有一个上班族，老有个声音在很准确地（描述），他刚穿上大衣（那个声音）就会说：“他现在穿上大衣出去上班了”，然后过马路……他觉得有个声音一直跟着他。
绿妖：这两年的新片是吗？
陈丹青：也不新了，有至少四五年左右。
柏邦妮：完全没听过。
陈丹青：我老记不住电影名字。
绿妖：好像是一个作家在写一个小说，她写的那个小说在真实中也在发生。那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陈丹青：对对对。最后这个人急死了，这个声音老跟着他。他就老找一个老的文学家求救，是达斯丁•霍夫曼演的。过程我忘了，最后是这个女作家决定让他在小说里死掉，结果他在生活里也真的死掉了。但是因为好莱坞总要给个亮一点的结尾，他又没死，给车轧了，又救回来了。但是这个结尾之前，电影是好极了好极了。就是写虚构和生活的关系，写得好。
柏邦妮：你看过《时时刻刻》吗？
陈丹青：也好的，也好的。那个是其实有点蛮可怕的一个电影。最可怕的是那个女的找个旅馆要去自杀那一段。这个太好了。

讲述“讲述的不可能”

柏邦妮：说起《时时刻刻》，我就想到我最近想写的剧本。
绿妖：是要写一个演员的那一个？
柏邦妮：不是，是写三个女人的。我前两天刚跟我导师谈过，他叫张献民。他是指导我毕业剧本的导师。我想写萧红，但是我不想就那么常规的写，写她一生波澜起伏生死离别，不想那么写。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日本女作家，叫林芙美子，她写过一本书叫《放浪记》。成濑巳喜男喜欢她的小说，拿来拍了好几部电影，像《浮云》、《晚菊》，这都是她写的。她也是三十年代的，她们是同时代的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意思。她们俩的境遇也特别像。她们写的那种随笔，写生活在底层挣扎的写作的女人……我很想把她们并置来写。
陈丹青：Beautiful！
柏邦妮：我想能不能再添一重，就像《时时刻刻》那样三重，三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好怎么来构建这个关系……被我导师给否了。他说，你有多少时间去研究民国那个时候的人？去研究萧红？去研究林芙美子？他作为老师必须要说出你的草率。他是对的。
陈丹青：你现在还在读书啊？
柏邦妮：第三年啊，研究生。
陈丹青：在哪里？
柏邦妮：北京电影学院。
陈丹青：哦。你老师是？
柏邦妮：张献民。是一个人称中国地下电影教父的人。他是个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有一次，看见他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谈毕业剧本，就像夫妻俩在打离婚。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大家笑）昨天我们谈到最后，又像是打离婚，大家不说话，僵持。哈哈！……先生，你有没有想拍的电影？
陈丹青：电影这个事我不敢去做。因为我的性格是一个单干的人，而拍电影要弄一群人。但是，单单瞎想当然会有。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文革从来没有真的被说出来过，从来没有被真实的、实实在在说出来过。但是要还原非常困难。需要很日常很私密的经验。当然也需要一个很大的时代背景。但先得有本子，《多余的素材》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那些碎片了，可是怎么把碎片变成一个电影，这个很困难。
柏邦妮：我最近正好在看《往事并不如烟》，也是讲一些文革的事情，给我触动很深。
陈丹青：文革太难了。它跟纳粹不一样：纳粹经验没有停止过，西方人一直在叙说。所以它就叙述下来了，保留下来了。而文革是中国人有办法，他先把你停住，等你再要叙述时，你已经不会叙述了。所以中国人这个民族太聪明了。他用时间来解决，就把你冻住。等你可以讲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柏邦妮：人们已经不习惯这个情绪了。
陈丹青：而且人们会讨厌，怎么还要讲这个事情？但问题是，文革从来没有真正讲过，我想把这种感觉讲出来。洋人就很会处理这种经验。我听说过一部电影，是纪录片，三个钟头。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一对母女，这两个人之间沟通上有问题。女儿一直想知道纳粹时候到底（妈妈）你的经历是什么？因为爹已经没有了。到电影最后，那个娘坐下来说，好吧我给你讲吧，这个电影就没了。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他们真懂。它不是在讲纳粹，而是在讲关于纳粹的叙述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文革已经讲不出来了，真的很难还原了，那个质感很难会有了。但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都还在，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叙述，或者说为什么总是叙述不成，这是可以写的。
柏邦妮：那些伤疤还是隐藏在人心里的。我认识一对夫妻，即便已经中产富裕，但是一说起这个事情来依旧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人们其实并没有完全忘记。
陈丹青：但问题是，一个没有被说出的经验，它就不算了。就像你说的那对夫妻，我相信几千个人都在说，问题是仍然不算了。它一定要变成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可以。经验要成为作品才算数。
柏邦妮：今年有一个纪录片，我很想去看，但是没看成。叫《横滨玛丽》。它讲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日本战后有很多美国大兵，所以有很多妓女专门就服侍这些大兵的。有个叫玛丽的女人，她跟别人都不一样。她穿很高贵的衣服，白纱裙，打一个小白洋伞，化艺妓那样的浓妆。永远站在横滨街头，只接待军官。她的谈吐举止都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大家闺秀那个样子。她在横滨街头站了几十年，一直到她很老很老了，还在外边站街接客。后来就成为横滨的一个街头风景，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物。直到有一天她消失了。
陈丹青：是纪录片？
柏邦妮：纪录片。
陈丹青：我操！
柏邦妮：那个人（纪录片导演）就开始去探访，因为她已经消失了。玛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去找认识她的人。有的人就会说很多很多的事，讲那时候嫖妓的事。有一个小报记者为了采访，就被那个妈妈桑硬给上了。这种事情都有。大家拿出她的照片来看。最后大家找到这个女人，她在敬老院里面。脂粉已经全洗掉了，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婆。我听了就很想去看。
陈丹青：萨特有过一个剧本叫《可尊敬的妓女》，六十年代在中国还放过。现在不能想象。
柏邦妮：有什么你喜欢的纪录片吗？
陈丹青：我很惭愧，看的纪录片很少。但是看过的都很喜欢。纪录片是天然的会好，因为真实嘛，很简单。我看过我的老朋友王兵的那个《铁西区》，很好。还有，吴文光的电影我没看过。我在美国看过大量纪录片，但都是电视里看的。因为在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变成一个市场。美国和欧洲是有市场的，专门成为一类产品。
柏邦妮：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戈达尔说的。他说：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剧情片写的是自己。
陈丹青：啊。他真懂。
柏邦妮：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啊。可是有的时候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写的也是自己。
陈丹青：可是纪录片没有别人不行，剧情片有自己就够了。只有自己，就可以弄一大堆东西出来。他讲得非常对。纪录片是对象非常重要，你拍什么很重要，这个单靠你自己，无法完成。剧情片是其实要拍什么已经有了，都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只是怎么去拍的问题。

面孔

柏邦妮：先生，你觉得你的这本新书，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陈丹青：我觉得我每本书最好的不是文字，是图片。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像胡风早年的结婚照片和他的逮捕证，还有女劳模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都特别好。
绿妖：你喜欢谈民国人的长相，比如鲁迅。前几天我和朋友们在一起说这个，有个人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像难民。
陈丹青：（笑）谁说的这个话？很有意思。
绿妖：我是听李拜天说的，是我的一个同事。
陈丹青：他出过国吗？感觉这个经验是出国带来的。
绿妖：他出过国。
陈丹青：我当时出去最刺激的经验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街头都像难民？用不着三个，一个就很像。我从橱窗里看到我自己，也像个难民，（笑）后来我就不留长头发了。
绿妖：但是你在中国看看，也会那么觉得，年轻人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是人一到中年，脸上就被侵蚀得特别厉害，就是一副被生活殴打过的样子，那脸很难看。
陈丹青；你这个朋友很敏锐。木心94年第一次回中国，他是82年走的。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叫《乌镇》，是他的故乡，（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还有一篇他比较谨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叫《上海在哪里》。因为他回到上海以后发现，上海没有了。其中有一句他说得很好玩：马路上没有兵没有马，兵荒马乱，家里面没有鸡没有狗，鸡飞狗跳。
绿妖：我以前在国贸附近上班，你要是白天在国贸那里走，就是乱世，整个是乱世，尤其是地铁口那儿。
陈丹青：问题是你到香港湾仔，比这个人还要多，你到东京，到华尔街……
绿妖：但不是这样的感觉？
陈丹青：绝对不是这样。人比我们的城市还要多，但都是疏散的感觉，疏散和流通的，默然中有一种秩序，即便人潮匆匆，并不觉得慌乱。
柏邦妮将《往事并不如烟》的照片给陈丹青看。
柏邦妮：我看这几张照片（余叔岩）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脸，很有意思。
绿妖：我看过一张周作人要去受审时候的照片，真的是……怎么能那么有气质呢！
柏邦妮：我今天还看到孟小冬的照片，比章子怡漂亮多了。
陈丹青：你没有看到她晚年，太好看了，我没有想到她这么好看。（一起看照片）我看这张，已经觉得她很好看，但我想象不出，她拿掉帽子以后，整张脸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她跟杜月笙有两张照片是非常好看的，她穿着旗袍，站在杜月笙后面，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柏邦妮：眉目很清楚，神态也清楚，一点不混浊。
陈丹青：对，很清朗。

同源文化

柏邦妮：很喜欢新书里先生写台湾的那一篇。
陈丹青：其实我到台北，也就是随便走走看看，感触很深。（台北）有一种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人情美，又透出家常。
柏邦妮：你说了一个词，我很喜欢，是“松润”。
绿妖：他们说话的语气也是那样：麻烦你喔，是这样喔……
柏邦妮：我这回合作的剧组是香港的，香港人的素质也让我很吃惊，就是非常尊重你。
陈丹青：这一切起于文革。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个日常的人际关系彻底被毁坏。你们没有见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邻里啊，马路上的人，比现在好多了。都是有礼的，大家有一个底线在那儿，而且所有人都很自觉。那个时候我们是解放后生的狼羔子，大人全是民国人。民国也是个乱世，但是多少年下来礼仪廉耻这个东西大致还在。就是你不能对人这样，你也不能对我这样。文革后就彻底地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收获文革的果实。但大家不会想到这是文革过来的。
柏邦妮：最近参与的这部电影，剧组里有一个台湾女孩，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她有想法，但是不强迫别人接受，而是温柔的坚持。和她一比，我简直就不像个女人！尤其是工作起来，更不像。那个女孩就不一样，虽然穿着冲锋衣，风尘仆仆的，但是她的那种态度就让你觉得，那是个女孩子啊，是个女人。
陈丹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台湾，所有人都是那样对她的。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对我们。你不这样不行。我们意识不到，他们那样是正常的，其实我们这样不正常。
柏邦妮：是是是，最近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我那么烦躁，那么急呢？但是不得要领。
绿妖：您看过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吗？是她新出的一本书。就是讲抗日结束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人留在了东北。有一个日本女人叫多鹤，她留下来，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生活了几十年。她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但是有些习惯保留了下来，一直没改变。比如说每天跪着擦地板，家里每一块地方都擦得很干净。别的中国人进去就觉得，这要干嘛？然后就非常自觉地要脱鞋。
陈丹青：我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看过一个很长的连续剧，是真人真事，就是日本投降以后，所有（日本）人就要回去。但是有一个日本女护士，爱上了一个她护理的国民党的连长，两个人好了。两个人刚好上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是她要上车，那个男的也得上车，吉林已经被接管了，都很混乱。那边一车一车的日本人，这个女的也上了车。但是等开远了以后，那个女的就要求停车，然后跑到那个男的那个车上去。然后两个人居然就一直流落，从吉林一直回到云南，那个男的是云南人。她就嫁给了他，一直跟着他回到村里面，待到改革开放以后。
绿妖：她没有挨斗吗？
陈丹青：当然，什么事情她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她是护士，全村的人都尊敬她，有什么事她都会出面。但她的人格还是个日本人，只是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了。爹妈以为她死了，灵位都放了几十年。后来中日两国正常交往以后，意外发现她还活着，所以她爹妈还有弟弟妹妹，都强烈要求她，无论如何回来一趟。没有办法她就走了，走的时候那个男的就有点怕她不回来。她男人就背着她，翻过乡下的一座山又一座山，他同意她走。已经到了公社，到了长途汽车站，她对男人说“送我回去”。很朴素的一个故事，但是非常感人。
柏邦妮：好感动。叫什么？
陈丹青：名字，他妈的（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女人的名字，比方说“惠子”。

权力教育

绿妖：你一直比较关注教育问题，这两年大学生毕业就业都很有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吗？
陈丹青：这个我很早就说过。我们扩招，我就说这个要面对后果的，会有报应的。现在报应就来了，只是来得太快了。（出现）知青其实就是国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现在无非也是这样，招这么多博士生研究生，其实就是延长就业时间。
柏邦妮：艺术学院的问题尤其大，包括电影学院。又不是职业教育，又不是精英教育。学生出去，很难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只好转行。因为生态也很恶劣。
陈丹青：像美国、印度、香港这些电影非常好的地方，电影诶学院是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当然美国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电影教育非常强。但问题是在学院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很多群体，就是电影公司，是真正出人才的地方。可是中国为什么这六十年以来，从四九年到现在，学院会越来越强大，因为学院之外没有其它群体。
柏邦妮：说得太对了。
陈丹青：所以学院一方面是行政位置，另一方面是它无可取代，你要学艺术只能到学院去。所以出不了人才。建国初期还好一些，五六十年代择优录取，师资力量也好。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不好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流人才退出大学了。在八零年代开始，一流人才已经离开大学，他出国了基本上。二流人才就是很迅速边缘化，最好的老师第一不肯入党，第二不肯按照规定去教学，迅速地就被第三流以外的人取代。因为这些人忽然明白这个是拿权利的好时候。所以他们就第一赶紧入党，第二赶紧补齐这些东西。所以等到九十年代大家还没明白过来，三流人才已经全部掌握了教育系统：教育官员，教育资源，包括教学大纲，全都在三流的人手里。而且这个过程还在不断流失，九十年代的三流人才比现在的三流人才还要再好一些。这真是一个汰优过程，不是汰劣过程。
柏邦妮：我在学校里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管理教学的老师是退伍军人，完全不懂。
陈丹青：其实像你这代人也已经迅速学会这个了。就是赶紧进入这个权力场。现在七零后八零后里面，有一拨孩子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一进学校第一我先入党，第二我进入学生会，第三我跟教授变成这样一种权力关系。此后奖学金啊留校啊或者分配啊种种种种（都变得容易）。现在其实最成功的就是权力教育，只剩下权力教育。
柏邦妮：我今天还在想，六年前看到你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喜欢）。因为当时我是满腔愤激地在学校里待着，又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非常茫然，非常躁动。然后遇到您觉得啊，（您说得）好痛快啊！
陈丹青：你可能比现在大学生都还幸运一点，就是（他们）一届不如一届。每一届这种结构都在强化，而且在正常化、合法化、合理化。
柏邦妮：是，您说的非常对。
陈丹青：（问绿妖）你是学什么的？
绿妖：法律。但是我上的是个特别破特别三流的学校，所以好像没太感受这些事情。
陈丹青：我不觉得中国有一流的大学和三流的大学，（学校）全是一样的。我很难过，就是经常会有，比方说，青年政治学院或者一些地方大学，给我打电话说：陈老师，你能不能来演讲？我们绝对不比清华北大学生差。我就很难过，因为他们还是把自己低估一等。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不一样的大学，都是一样的。好也一样，不好也是一样的。它已经军事化了。在这样的体制下，在这样一套游戏规则一个绞肉机的过程中，所有的学校都是模式化的。
绿妖：我认识的老师们也很委屈，比如说，评职称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你一定要评，如果到年数了你不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陈丹青：我当了老师才知道。因为我还是很特殊，进去就是教授，所以没有经历过从助教到教授的这个过程。我也的确够（资格），因为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人在我走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上学，现在已经是书记或者院长。
我发现每年有很痛苦的一个会，就是评职称。我们有一个教授团，大概有二十个老教授，年纪最大七十多岁，最年轻大概比我还小一点点。二十几个人坐好，坐好以后党委书记、人事科科长、院长坐在当中，一群申请副教授和教授的老师就坐在走廊里面，等着叫进来。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就很惊讶。在开会我出来上厕所，一个人就无声地跑到我身边，说陈老师帮帮忙我大概是第十四号，帮帮忙帮帮忙。我就说怎么了你大概叫什么名字哪个系你赶紧告诉我。就这样。可问题是一个一个进来要陈述的。院长永远是陈述十分钟提问五分钟，掌握时间。人事科长一个寡妇脸坐在后边，提醒：还有两分钟。每个人都是这样。就这样一个一个来，一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这样天黑。
十个要当副教授名额只有三个，后来我参加多了我就知道，这里面全是猫腻。等于那七个人是陪这三个人来的，根本是没有希望的。所谓的权力教育，就是那七个人会怪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像他一样？比方说这么多年我多到他家里去，多帮他儿子做点事情，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有一万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当上副教授）。他会怪他自己，不是怪这一套游戏规则里头不正常的部分。我通常全都会同意，因为他多不容易啊……
柏邦妮：我老想起来你刚刚去美院的时候招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女孩儿，喜欢画美女。
陈丹青：吴文。到英国去啦，结婚啦，现在有画廊啦。
柏邦妮：还有你说过一个英语非常不好，但画得很好的一个学生。
陈丹青：他发财了现在。我几个学生现在都很好，幸亏他们没有考上学（笑）。

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

绿妖：您这几年一直北京上海到处跑，您觉得北京的这些人跟您接触的上海的这些人区别大吗？思维模式上或是处事细节上？
陈丹青：有区别。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现在的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
柏邦妮：当年是？
绿妖：上世纪八十年代？
陈丹青：有那么一点点，有一个层面是这样。所以当时人愿意往上海跑，所有人都想着上海。所有的野心家或者有抱负的人都愿意往上海跑。
绿妖：是说那个氛围是比较宽松的？
陈丹青：宽松是现在的说法。我一直不用这个说法，宽松意味着曾经绑起来，现在松一松你的绑，那会儿没有这种事情。它是个大世界，大码头。北京现在有点是这样。刚才说起北漂怎么怎么痛苦，我觉得北漂是让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一个原因），让大家愿意来。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情。
上海已经不是这样了。上海很可悲地沦为一个地方城市。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可说从四九年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家还是会期待上海会出什么电影，一旦出来会满足的，会惊讶的。而且会期待上海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大家对上海已经没有期待了。没有人了已经。
绿妖：一般人印象里的上海，似乎就是比较讲物质、认真、讲细节。
陈丹青：那是另一块。我说的就是先说文艺。当年最强的舞蹈班子、戏剧班子、写作班子、电影制片全都在上海。不能说全都了，但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影厂、八一厂都要看上海在做什么事情。还有最强的作家，像巴金都还在上海。北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作家，北京是那些无产阶级作家。《金光大道》那个作者叫什么？
绿妖：浩然。
陈丹青：浩然其实是写得非常好的。顾彬都说，浩然知道怎么写一个故事，莫言未必知道。这个评价很公正的。几个无产阶级作家，论才华，远远超过现在的余华、苏童。他们只是过时了。但是现在北京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全国都在等冯小刚今年拿出一个什么来，凯歌又有动作了，张艺谋去搞开幕式了，来一个《立春》好吧顾长卫也拍电影了……是这样。还有，永远闹不清北京有多少地下电影工作者，多少地下摇滚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但是所有地方下的人（都向往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是来自北京还是原来就在地方下的？
柏邦妮：都是地方上来的。
陈丹青：我是从地方上来的，我非常了解。我在江西插队，那个省的精英或媒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就是“谁他妈上北京，谁今年能够到北京去”。这个态势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到八十年代已经公开化了，到九十年代已经确定了。他们做音乐的人告诉我，上海一共只有七个录音棚，而且经常是空在那里的，北京有一百多个，而且永远要排队等着租。所以这个是今天北京和上海的差异。但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真要做事情北京还是非常糙，而且非常粗暴，非常江湖。我在美术圈接触到一些当代艺术的体制外群体，就完全是个丛林生态。为了一块比如说798的地盘，或者说为了进入美术馆……全是钱的交易，谁无耻谁上。但是上海好一点，就是如果做一件事情，假定是有一个游戏规则，我们就说好，差不多按照游戏规则来做。之所以没做好是因为那股气没有了，那群精英没有了。但是做法还是要比北京好一点。办个展览，或者弄一个宣传，相对到位一点。
绿妖：我想起来两件事。一件是他们（周云蓬）到上海巡演，去一个社区里的礼堂，拿出来的话筒都是特别好的，调音调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我做杂志演出那一块儿，上海来的京剧我看都挺靠谱的，戏迷的口碑都是很好的。但是像北京做的大戏，比如《赤壁》什么的，一看它的宣传，比方说卖点，标着“国家大剧院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要怎么实现什么特技什么的。就是不靠谱，戏迷不是来看噱头的。京剧本来是北京的，但是上海来一场反倒都觉得好，北京出来一台你就觉得没办法看。
柏邦妮：你们俩说了半天，我都饿了。（笑）我就想说说吃的。上海随便一家小馆子，都蛮可以，吃得精细。北京一个小馆子，如果是随便撞进去的，简直没法子吃。
陈丹青：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第一次问上海人说话，上海人最让全国人民讨厌的就是，他会骂你是乡下人。写帖子的人，回顾整个（历史），中国第一个被西化的城市是上海。这样第一群中国国民会厌恶那些属于乡下人的举动，这不是一个阶层上的歧视，而是一个文明的差异，这个很简单。
柏邦妮：我记得陈丹燕的书里写了好多这种细节，就是上海人自己用鸡蛋拌酱做色拉之类。
陈丹青：在四九年以前，上海已经几乎彻底西化了。我小时候，很多同学的姐姐和妈妈，用的都是英文名字，我们觉得很讨厌。问题是我们得翻回去，在我们出生以前，上海已经过熟了这种日子。下午茶，或者早上咖啡和面包，或者是如果出去要穿成什么样子，今天去见谁。这一整套已经仪式化了、正常化了，实际上（这些上海人）内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直保留到文革。一夜之间就崩溃了。然后就是乡村化的过程。所以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迅速地恢复记忆，但是这里面精英的一群人在第一时间就走掉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到过，我印象很深，就是文革七六年，派出所排队，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申请到香港去，或者到美国去。他们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快点走，因为上海那个时候已经糟蹋完了。我觉得非常失落，看不到小资后面的上流社会了。我们家属于城市贫民，但是同学里面有这一块。
柏邦妮：我记得你以前写过这样一段：抄出来的钢琴都在商店里买，一个女孩去看她家以前的钢琴，偷偷的弹几下。
陈丹青：那种人在第一时间都走光了。他们出去以后混得也并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回来。现在他们都老了。再回来，他们已经是上海的边缘群体。现在真正的上海的主流，是各个城市来的新白领。本来最精彩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会约出去喝咖啡，也有一套生活方式，去健身房，去酒吧等等。但是不一样了。我书里面有照片的——这个人的照片拍得真好。这群上海人已经边缘了，但在我小时候他们是真正的上海人。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延续了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又延续了二三十年代，整个的一套待人接物的方法，还有维持自尊的方式。

上海的灵魂

陈丹青：我最近在上海有个讲演，叫“我谈上海”。我准备得很仓促，我说，我数了一下，上海这几种人没有了：第一种是洋大人和买办，基本在四九年以后就没有了；
第二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了。这个你们可能不太能理解，在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他们很有理性而且很有决心，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有牺牲的决心。这个工人运动，是非常有高度和无产阶级觉悟的行为，在上海现在没有了已经；
第三个是流氓没有了。我小时候还有很多流氓。有一些是打人抢劫偷东西，这是无赖。另外一群流氓，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氓，在那样一个无政府状态，他会维持弄堂之间的平衡：事情不要太过分，然后讲义气，谁家如果出事了我们怎么帮他……我小时候遍地都是，每个弄堂每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人，现在完全消失了。流氓有一套流氓文化，语言非常生动。
柏邦妮：张大春的书里面提到了一点点清帮洪帮的事，非常有意思。讲他们入会的时候要写那种文书，讲他们的那套操作程序。
陈丹青：他们有他们那一套美学的，核心是义气。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没有了。现在这些很漂亮很有钱家里有公寓的女孩子，不是我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小姐。我小时候真的见过漂亮的小姐，真的是姿色很好，同时又非常有层次的，这样的人现在真的没有了，除非是年纪大一点的。
还有一种就是读书人，上海以前有很好的读书人，那真的是比北京的读书人要好。北京的读书人就是有点油，我们南方人看了会很反感，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浅薄。上海不是这样的。这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我的老朋友林旭东，他在北广教过的。他们是比我们大十岁到五岁的一些人，一点功利心都没有，一坐下来就是哲学、心理、历史、文学，一点都不设防的这种文人。现在也没有了。很少很少极个别的，在大学或者前卫艺术圈里。
绿妖：因为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陈丹青：就是孤掌难鸣啊。他们周围的圈子没有了，有自尊的人不愿意这样过下去。
柏邦妮：还有现在的学生也不好对付。我想起杜庆春，就是我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他是安徽安庆人，就有你说的这种读书人的气质。
陈丹青：他教你们的时候有多大？
柏邦妮：他大概是七一年七二年的。
陈丹青：像这样的人，在七零后八零后，我还是能看到。但是很可惜，我最羡慕欧美就是，他们每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衔接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一直被传承的（东西）。我指的不是知识，而完全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在我们这里，这一种人还有，但这种魅力到下一代就没有了。那个魅力是很可贵的。所以我有时候在年轻的学生当中遇到那么一个两个，我很高兴。我讲有五类人没有了，这五类人是上海的灵魂，没有他们，上海真的不能称之为上海。

拍卖行艺术

绿妖：中国的当代艺术，包括画家的作品，行情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涨，是世界上涨得最快的。但是好像经济寒冬来临了，价格又跌下来。一个著名的拍卖师还说，中国的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在崩盘。你觉得？
陈丹青：有啊，有啊。我先去撒泡尿。
……
绿妖：继续刚刚离开前的话题，就是谈一下北京的艺术品市场。他们老说海外的市场行价在飞涨，什么百分之二百地涨。但是我觉得艺术它离普通人那么远，这也是不正常的。
陈丹青：对啊。中国在过去只有官方艺术，现在只有拍卖行艺术。798那种艺术是给文艺青年看的，和老百姓不相干。王朔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说中国老百姓这一块没有美术。现在还是这样，越来越没有美术。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应该说新世纪以来，很高兴看到欧洲大量早该进来的艺术终于陆续进来了。但是观众参与程度都不如八十年代。他们问我什么原因，我在想，进博物馆并没有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愿意上饭馆，或者愿意上赌场，或者是上洗脚的地方去，但是没有一个庞大的人群，说我们星期天到博物馆去。所以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那种“我约你到博物馆去，或者到博物馆什么都不看，只是在咖啡厅坐坐”，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的。
柏邦妮：其实我们普通的人连进电影院都不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事，何况是博物馆。
陈丹青：这倒是有（盗版）碟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碟的关系。现在年轻人回电影院的趋势在恢复过来。这两件事，毕竟还是不一样。美术这件事，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中国还是没有来过真正上档次、有规模、让人惊讶的展览还是没有来过。
绿妖：您是说美术展览吗？
陈丹青：美术展览。现代的也好传统的也好。让人觉得非得去看的，还没有来过。这是遗憾。
绿妖：所以艺术行家评价海外风向，其实有很多别的因素，感觉是虚的。
陈丹青：不是虚的。只是这个事情有点儿戏剧性。戏剧性地热起来，这件事本身是真实的。我不是说它没有猫腻没有炒作。如果拍卖行不收到一千万，那么他不会让你拿出钱来花，所以这个满难谎报的。
但是我说戏剧性在哪里：长期以来，中国不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乡下人、乡下国似的，从八零年代开始进入外国人的视野。最早是张艺谋的电影，慢慢是文学，像王安忆、莫言这些，最后是当代艺术和所有美术作品。他戏剧性在两端，一端是中国人是该进去了，因为中国已经有不少当代艺术的成功的作品，像刘小东、方力钧，我非常承认他们的，这些九十年代以来持续画作品的艺术家，该进入这个市场了。
另外一个西方现在属于那种真的在强弩之末，从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新世纪，它越来越多元，但是真正原创的、有爆发力的、有涵盖性的真的没有多少。所以很自然的眼光就转到亚洲转到中国了。当然，双方有一个最自然的背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了。累积到一定时候，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看看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看就所有东西都想看了，其中包括艺术。
第二个戏剧性就是，他妈的刚刚火了一阵，经济危机就来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按理说，不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品市场。因为艺术市场是一小撮非常有钱的人去的地方。所以经济好也好不好也好，它有自己的一个时间，有自己的一个生态在那儿。我很少听说，最重要的收藏家和最重要的艺术品遭遇这种起落，好像没有过。对中国的影响在于，中国并没有真正出现类似像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大师)，一路下来野兽派、抽象派、立体派、极简主义、普普、后普普……它不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结结实实有一群人，然后其中有几个艺术家在高峰，中国真的没有。而且也没有形成那种，固定的跟踪他们一辈子的藏家。
柏邦妮：这个挺重要的。
陈丹青：总的来说，就是方兴未艾。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第一让买画的人冷静一点，别跑太快了，第二让画画的人冷静一点，就是你还没好到那个程度。
绿妖：您去过宋庄吗？
陈丹青：去过。
绿妖：你觉得那里的生态环境怎么样？
陈丹青：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空间。看跟什么时候比了。跟文革时代、八零年代相比我非常希望有宋庄在那儿，包括798那些地方。但是你要跟英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的空间）比，它总是给你一种不确定的态度，就像是一种幻觉：看还要多久，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那里。让一个艺术那么走下去，成一个流派了，让人扒拉扒拉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研究，（到这个水平）还远远没有。但是你又得支持他，千万不要去骂他或者是忽略他，就是看他们咕嘟咕嘟在那儿冒。哪怕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废品，剩下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总会有希望出现几个精英。
柏邦妮：如果没有这种环境，可能连这几个精英都不会有。
陈丹青：目前出现的几个，F4他们算一些。
绿妖：我前一段时间去798还看到了八大天王。
陈丹青：都是他们新封的，根据价格封的，并不是根据画风。
柏邦妮：F4是谁？
陈丹青：F4是王广义、方力钧，还有一个武汉画面具的叫岳敏君，还有张晓刚，据说他们是四大金刚。但这里面我最佩服的是刘小东，刘小东那样的画家全世界没有对手，因为他是画写实的。很活泼，很生动。当代生活，民工，妓女，小痞子。你看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重建一个画廊一般塑造一个形象走廊，你几乎可以在里面遭遇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生动的形象。他非常厉害。

艳照

柏邦妮：我们准备问你一个劲爆的话题，章子怡的艳照你看到了吗？
陈丹青：章子怡的艳照？章子怡也有艳照了？艳门照我看到了，但是章子怡没有。
（路人画外音）：是艳照门。
绿妖：看来你不太常上网？
陈丹青：我只是收信发信，不会特别到一个网站去看，没有时间。
柏邦妮：昨天我们就聊这个事情，觉得对章子怡伤害不会很大，第一个她在国外，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第二个这个对象是他的未婚夫，在道德上她（站得住脚）。我们几个人在聊说，为什么当时那个事情对张柏芝和对阿娇的伤害那么大呢？基本上让她们俩完全不能再出来工作了。
陈丹青：好可怜。阿娇的片断在《梅兰芳》里面全部被剪掉了。
绿妖：这个有点荒诞，据说是因为梅家人不同意她演他们的母亲。
陈丹青：所以这件事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考验。

床戏

柏邦妮：前两天，我听贾樟柯说起《色•戒》，他说：“我看《色•戒》特奇怪，李安去拍民国，影像上应该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但是我现在看过去除了熟悉就是熟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陈丹青：贾樟柯他马上要拍一个讲上海的电影了，是四九年前后的。上海拍得最准确的是侯孝贤的《海上花》，那个上海我也没有看到过，但是他那个质地是很对的。但他不是上海人。所以我很好奇看贾樟柯，一个山西的孩子怎么能把握江南的上海。也许他能拍好，因为他陌生。我问他《色•戒》拍得怎么样？他说不好，性爱戏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我觉得这句话满有意思，预示着他来拍，他的想象力不止于此。
绿妖：我前几天采访徐皓峰，他是一个在大陆写硬派武侠的，写得非常好。他也写了《色•戒》，他说，那三场激情戏，李安的意图是用来交待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推进，但是他觉得，你想象中的特务就一定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吗？其实民国时候那些特务也有很日常的一面，也很平静。其实不必以自己之心度别人之腹，世上有的是强者。他说如果我来做，可能就用很日常的一面来表现他们心里的焦虑。
柏邦妮：先生你觉得《色•戒》那个性爱戏有想象力吗？
陈丹青：我不是这样看电影的。因为我想，贾樟柯看电影，可能有点像我在看另外一个画家画画，可能本能地会去想：这一块如果是我来画，我能画得更好。一个电影，通常不要水准太低，我都会接受它给我的所有讯息。《色戒》我觉得这是李安最用力的一部电影，但一定不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只有一个地方，我看了是（把自己）完全交给这几秒钟，就是他在那条街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就在附近，李安复原了这条街。我这些年到欧洲去，经常会伤感。我在伦敦、巴黎、比利时、罗马，会遇到很多局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上海。我怕我有点自我导向了，会有错觉。但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发现我没有记错，我小时候那条街的样子跟他电影里的一模一样。那一刻，突然见到四十多年没有见到的那条街的样子，我操。那一秒钟，你会完全放弃判断。
电影是一个很难批评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信息接受量是不一样的。李安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台湾人那种温良恭俭让，所以他应该拍不好这种电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上海那种流氓没有了，还有就是那种险恶的东西没有了。险恶是有美感的，非常戏剧性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小时候知道“恐怖”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坐在这里谈话，每个人随时都会紧张，有谁出现在弄堂口？或者说我们出去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拍“险恶”蛮难的，我觉得一个良心很好的人很难拍。他对恐惧的认知可能（欠缺），他没有经历过，“恐怖”，那是长期的一种经验。所以李安崩溃，他扛不住，我估计他进入不了这个经验，或者快要进入了，他不确定是不是，所以他受不了……我满能理解的。
那这里面他唯一能把握的就只有男女关系，只有床戏。床戏按照贾樟柯的说法是想象力不够，但是谁又能确定，他的想象就一定是王佳芝和易先生当时在床上的样子？这可以有一百个版本。拍床戏真的非常难。

口味

柏邦妮：先生你平时饮食的口味偏上海吗？
陈丹青：其实跟上海人比，我已经很野蛮了，什么都能吃。但是当然我吃得最亲切的还是上海菜。很简单的咸菜毛豆这种，还是上海的东西。
柏邦妮：你平时自己会做一点吗？
陈丹青：会啊，我可以做一顿饭给你们吃。我烧得很好。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烧饭了。我会烧饭，会洗碗，会生炉子，小时候还会钉被子，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做。我烧青菜烧得很好，红烧肉也会做。反而是什么炒肉丝什么炒鱼我不太会。小时候吃不到这些东西，这个童子功没有了。你是哪里人？
柏邦妮：老家是四川的，妈妈是东北的，后来调到江苏连云港那个地方，我在那里长大。
陈丹青：江苏的菜非常好吃。
柏邦妮：淮扬菜。
陈丹青：淮扬菜非常好。
柏邦妮：现在都快没有了。偶尔去了淮阴，吃到了，哎呀，非常好吃啊！很清淡，很好吃。
陈丹青：木心形容淮扬菜是出将入相，他有很好的形容词谈各地的菜。
柏邦妮：出将入相，这个词真正好。

日常

柏邦妮：先生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我他妈没有日常生活，我是个工作狂。就是只要有一点小时间，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是画画儿啊，或者其它的事情。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此外就是没完没了的稿债。我后来算了一下：我平均每天要接到三个电话是媒体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想多少？我说不行啊我不写我没时间，但是我无法推托真正的朋友。一些东西就是我要办展览你写个序、我要出书了……诸如此类。最奇怪的是很多死人的家属都会叫我来写。很伤脑筋。
绿妖：你的画室在哪儿？
陈丹青：画室在百子湾路，这个地方知道吗？今日美术馆旁边。
柏邦妮：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很大，高天花板那种，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画室。感谢改革开放。（笑）

（完）

史铁生 ... 2 replies

madbigg — Mon, 28 Sep 2009 18:47:26 +0800

1972年21岁时候双腿瘫痪。
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
1998年开始做透析。
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最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写了一万字左右，历时15年。
他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可见关于死亡他考虑得太多。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他告诉我，生命不过是痛苦赐予我们没打开的礼物，尽管没有蝴蝶结，但是依然很美丽。

董桥：读书·文章·做人 ... 2 replies

titan — Sat, 26 Sep 2009 21:59:18 +0800

via Asiapan's Lifelog by asiapan on 9/14/09

*本文转载自此处。收录在梁文道新书《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

访问：梁文道
协力：潘诗韵

董桥是当代华文世界里第一流的文章大家。虽长居香港，担任报社社长，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难得他肯和我们聊天，本想请他和读者谈一谈他最喜欢的书，不料他却说：“我没有最喜欢的书。”

读书

梁：董先生，你之前在电话里说不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书，这是为什么？

董：因为老了，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比如说季羡林的书我肯定会看，它好就好在他写出了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气氛，气氛是好的；然后是那些数据，对我们下一代人写东西有用。杨绛的东西也是一样，文字当然好。但你说她的书算不算是经典？根本没有经典这回事，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 chapter 好，或者是某一个 conclusion 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海明威也好，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季羡林、杨绛这些作者，我一定很仔细去看，在我这年龄的人看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淡，你自己写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呢？你会不会走他那种淡的路呢？你走不走得了呢？这个是我想的东西。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 bonus。悲哀是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 joyful 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 bonus，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等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from cover to cover 都是完美的，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吧。嘿，老了就狡猾。至于我下一代人写的书，我大概挑来看，不是吹捧谁，陈冠中的我会看，你的我会看，马家辉的我瞄一瞄，陶杰的东西我天天在报上看，没有了。大陆呢，老实说，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比如说像陆灏这样子算很好了，能够在六百、七百字的专栏里面，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叙述。可是，我也不能要求年轻人太多，你们的文章每一篇里面有多一点自己 original 的看法就好。可是怎么样把那点 originality 化在你的文章里面呢?这是我一路想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看书不留书，看完后我就送给会喜欢它的人。这样感觉上可以保持我的 originality，我会受它的影响，可是我不要它摆在我身边，我写文章的时候就不会受它影响。

文章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他的遗容很静，一点都不动。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例如杨绛的文章，看多了，我发现真的有斧痕，她的东西一定改过。后来我问她，她果然说有。我想就是这样，再平淡也要有经营。至于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的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会很着意在这个亭园里面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亭园这个环境给他什么感觉，他都会写得好。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却在整个院子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她挑一样东西来写，就像摘一朵花，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8年，发奋读书有十几个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 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来，这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岁、十四岁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 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 story teller 的话，你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不会好。“I am telling you a story”，你这样想的话，你的铺陈完全不一样。

梁：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连找也很难找，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English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枷锁》吗？讲到Philip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bully，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bully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贵了。我就记着这点，对我写文章会有用。现在的文章都不能写长，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 enjoy 的一种 exercise。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 enjoy 我自己 as a writer 的 private life，跟我读书一样，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报纸文字是一种很 straight forward 的文章，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没有包袱，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这个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为看书很伟大，不要以为看书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伟大，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文字的话，让他去玩吧，不能勉强，just take it easy。台湾老说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我说能吗？可以营造吗？营造得起来吗？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到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你会看到 professor 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闲坐池边吗？None。现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在那里 sit back，让你看了之后说：He is the Professor！这个社会会有书香吗？很难吧。我对香港有某程度的幻灭，也还有程度的希望。这地方太浅了，太过 instant。我只希望偶然会看到一两个比较 cultural 的东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说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什么香港人写的书特别好？这个是非常 serious 的问题。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到一个写好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梁：董启章呢？

董：我看再给他十年，他会从现在的路上拐一个小小的弯，他就会出来了，他现在还 stuck 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 conscious 自己是个作家，就等于一本杂志不能太 conscious 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杂志，或者是一本文学杂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可能有什么文学杂志，也不要这样编。你就想我要做一本杂志，在这个杂志写一些好文章，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写的是文学，我是一个作家。我说董启章在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东西很深，很涩，你说他坚固吗？他很坚固，可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梁：刚刚你提到香港的问题，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特别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条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条件很好。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么多的窗口给你看外面的东西，你有最自由的信息在里面，却没有真的好好用到。人家大陆很多文字都看不到，没有那么自由……然后文字又被彻底污染了。你说大陆有什么好作家？都是些老作家，其他人真的看不下去。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做人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在你的 calculation 里面，如果做人做得那么 calculative 的话，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畬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写了诗没有？”“有呀……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了诗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真的是心里面要有正气。我很高兴看到像陶杰那么聪明，写得那么好，读书读那么多，在社会上表现得那么好，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我常常跟陶杰讲，留一点东西给自己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留一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吧，因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you miss something，你 miss 的东西，就是现在你花掉的东西。留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识上的 integrity。我指的 integrity 不是操守，而是你对文化的一种 commitment，你对文化的一种信仰，这种东西不能没有。因为他太聪明了，下笔可以呼风唤雨。可是最深的内涵，你留在心里吧，你不要花掉；要是连最后的 integrity 都花掉的话，你以后会很不快乐。一千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来，你要我黑变白，白变黑都行，而陶杰做到了。你说是不是很惊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可惜。我知道陈子善给他在上海出书，可是中国大陆的读者看不懂他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出不了。

梁：近年大陆重新流行胡适，你觉得如何。

董：我想起一九六一年在台湾，胡先生到师范大学演讲，我跟同学躲进去看他上课，胡先生那时候很老了。从小看那么多胡适的书，突然他就在你面前。胡先生很潇洒，讲话也很温柔。那天天气冷，他看见有个女生坐在窗口旁边，他就走下来，把窗关上，轻声问一句：“冷吧！”然后回去再讲。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他死前不久。我们看到胡先生走过，主动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招手微笑。这个人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的东西，我玩的古董，我玩的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but then 这种感觉是好的。我看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个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你 retreat 到一个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一个 bygone 的岁月……

梁：那是你的选择……

董：可能我的选择就是这样，到最后，那一条路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深一点的 footprint，不知道。But that’s none of my business。总之我现在在走，一步一个脚印就完了。

找她，找到的已不是她 ... 3 replies

titan — Wed, 09 Sep 2009 14:48:33 +0800

by 韩松落

我们一班朋友，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在那些老电影里，寻找那些惊鸿一瞥偶然闪出来的人，例如蔡琴。

在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中，她是主角；在《独立时代》里，她真如传说中那样，担任的是美工；在关锦鹏的《地下情》里，她是配角；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许多次片尾曲。那正是1980年代，一个由民歌和文艺片、诗歌和理想主义构建出来的美好年代，她是那个时代的女主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熠熠生辉。

但，前年的“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后，孙孟晋却说:“还好，蔡琴没参加。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讨厌的，看上去怀旧情调，其实非常恶俗。 ”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实体唱片消亡的年代，她转开怀旧演唱会，听众爱听什么，她就唱什么，即便出唱片，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时代曲”——那样成本低，音效和制作诉求上，务必接近“汽车音乐”，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容忍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

这几天，她正为新发布的“专辑”做宣传，并筹备她的怀旧演唱会。我却毫不犹豫地为 “专辑”打上引号，因为这张“专辑”和她这十年的绝大多数专辑一样，依然沿袭这个路数，里面基本全是翻唱歌，翻唱民歌时代的名曲，翻唱她自己的老歌，并且贯彻着“选曲口水化、编曲欢快化”的特点，唱的都是翻滥了的歌，编曲也油光水滑——谁愿意在开车的时候听沉郁的歌？

从蔡琴身上，看到了一种典型的中年人的犬儒主义，中年人的“唯存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高度，自己所能到达的地方，已经疲倦了、烦了、无感了，却还要活下去，索性随波逐流。到手的钱赶紧数，眼前的粥趁热先喝，而且，不怕别人看出来——只要能存在下去，其他的都可以无视。

蔡琴令我怀疑，有时候，人生不是太短了，而是太长了，像夏多布里昂所说:“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 ”因为人生太长，一段段轮回，就无法一劳永逸，就必须不断地重新赢得欢喜，因为长，一次次重复，就得不断为生命的内容注水，设法拖延。

现在，我们已经不做“寻找某某”的游戏了，找到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