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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光辉岁月 ... no reply

titan — Sun, 18 Jul 2010 23:16:05 +0800

光辉岁月

Beyond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以下 tweets 来自 Huyong

今天是曼德拉的92岁生日。祝 Madiba 生日快乐！他不仅属于南非，他的伟大遗产属于全人类。个人以为，曼德拉是至今在世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曼德拉最伟大的贡献是，在南非民主化的过程中，对当年的敌人完全没有复仇意识。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推行种族隔离的政府，他也曾鼓吹军事反抗，但在1990年2月11日出狱后，他看到在南非创造一种新的和解态度的重大价值，从而实现了从种族歧视到民主的和平过渡。

陈健民：南非種族仇恨之深足可引向無盡的流血衝突或國家分裂之路，但因為反對運動鍥而不捨向政府施壓、曼德拉的道德力量和策略思維、德克勒克對時代發展的觸覺，令最不可能的夢想——以和平方式建立南非民主——成為事實。如南非可以，其他同文同種的社會，就更沒有藉口不能以和平對話的方式發展民主

1994年4月27日南非举行了首次民主大选，结束了非人性的种族隔离，告别了血腥历史，政权和平过渡。新政府面对的最当即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种族隔离的积怨和愤怒。作恶者和受害者如何共同生活下去？是复仇和清洗，杀人偿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是以德报怨给全民族无论肤色黑白一个新的起点

1994年6月，以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新政府以超人的宽容和气度，宣布它们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处理1960年到1994年5月10日间所有人所犯过的罪行，对那些成心忏悔求宽恕的人实行大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1995年，图图被曼德拉点名出来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图图这样阐述 “真相与和解”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是便宜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的基础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

图图1984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南非会出现奇迹，被囚禁的曼德拉会被释放，南非的政权会通过大选和平转手，南非能成功避免血流成河的内战和革命，而他所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成为整个民族愈治伤痛的主要渠道。

图图更没有想到，南非竟然主办了今年的世界杯——要知道，直到90年代早期，南非才在被国际体育界抵制了将近30年之后重获竞赛资格。图图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说：“我在做梦吗，快叫醒我吧！”“我们想对世界说，谢谢你们，帮助把一只丑恶的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

报人程益中 ... 1 reply

titan — Sat, 29 May 2010 17:54:20 +0800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108dcqd64ck

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 Panphilip 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 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 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如若上面的链接地址失效，可以于底下回复，我可以将全文 Email 寄至。

最好的音乐传教士——张有待 ... no reply

titan — Wed, 19 May 2010 14:53:47 +0800

via http://ent.qq.com/a/20070820/000209.htm

“音乐让人变得智慧。”

“上帝才是最好的DJ。”一个叫张有待的电台DJ这样说过。

他不太像音乐圈里的人，神情一点都不颓废，眼神一点都不迷离，十年来他更像一名传教士，在他的领地——北京音乐台，放最好最新的音乐，声音里充满了仁慈的召唤，召唤那些蜷缩在世界某一角落的年轻人来到音乐世界里寻找到自己灵魂的位置。

音乐是他的生理需要

有待的身份有些复杂——北京音乐台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派对上的唱片骑士，“九霄”和“糖果”两家俱乐部的老板，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相当专业。“呵呵，身份是多，但20年来所有的身份都跟音乐有关。我是个职业音乐推广人。我是中国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第一个做爵士乐的，第一个放布鲁斯的，第一个放电子乐的。”有待有些自豪地说。“小时候家里人从香港买了一台录音机，随机器带来的一盘试音带成了我最初听到的音乐，那时所有能听到的东西都令我着迷。”虽然当时只有邓丽君和刘文正可听，但有待想方设法去听更多的东西，他说那是他的生理需要。

“那时在电台里能听到交响乐。而别人知道我在听莫扎特觉得很奇怪，我突然明白了听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区分我和别人的不同。原来音乐可以证明我自己。”

随着听觉范围的扩大，到了大学，有待成了中戏“有名的有带”（有很多的磁带），山东的小凤讲过一个经典段子，孟京辉说有待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穿一件黑色的风衣，领子竖得高高的，特别神秘——看到朋友，就从上衣的口袋里噌地掏出一盘磁带说：“这个，你拿去听听。”大伙把有待封为摇滚普及办公室的主任。“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DJ了，尽管当时还不知道DJ是什么。”有待说，他开始试着在大学的舞会上放送音乐，用双卡录音机做混音。后来，从中戏学了四年戏剧文学的他还没来得及成为一名编剧就进了电台做了一档叫做《新音乐杂志》的摇滚节目，这成了当年有待最早“传经布道”的讲台。

寡言是他的主持风格

“MY VOICE，YOUR CHOICE……”听有待的节目，感觉到他的话少。好多听众都好奇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有的猜测有待是个寡言的人，也有的推测他生性腼腆，更有人认为他高傲得不屑与人言。

有待的解释让我啼笑皆非，这个独特风格的形成还是拜台里直播改录播所赐。当时他常常不自觉地播放一些不合适宜的摇滚歌曲，台里把他的节目从直播改为录播，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有待以为，这是对他的惩罚。就像一个喜欢即兴创作的艺术家突然被关在屋子里按时交作业，更像一只剪短了尾翼的雄鹰突然被限制了飞翔的高度……这让他很不过瘾，于是就带着情绪做节目，做着做着就不怎么说话了，从那以后有待只能在家里预先把节目做好，没想到“让音乐说话”竟成了他的风格。

DJ是他最官方的身份

随着电子音乐的发展和跳舞俱乐部的涌现，DJ这个时髦的称呼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所熟悉。但怎样才是一个够格的DJ呢？著名的DJ有待是这样总结的：“DJ是你不知不觉中跟随的人，他会在一段或短或长的旅行中一直引领着你向前，向上，向下，然后再向前。路途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所做的就是跟随。做DJ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放他们要求你放的音乐’；第二个是‘你播放你只能放的音乐’；第三个是‘你想放什么音乐就放什么音乐’；最后一个层次是‘你就是你放的音乐’。”

“那么你是——？”记者明知故问。

“我就是后者。”有待的眼睛和语气突然有了一股扑面的霸气。“我很少在节目里说话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再去解释什么，或者去证明什么。我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不容质疑地告诉听众，这——就是最好的音乐。”

“这么牛？！为什么你就比我们厉害？”记者不服气了。

“很简单，因为我比你们听得多！我告诉那些想做DJ的小孩，不是几张碟放在一起就可以做DJ，你以为你是谁？你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让这么多人都听你放的音乐？没别的，就是你要比他们听得多！！你要具备足够的听觉经验，不然的话，你只是个谈话主持人，情感主持人，绝对不是音乐主持人。”

作为北京音乐台的官方DJ，有待10年来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忙碌而让节目停顿过，哪怕是一次。即便他去欧洲旅行，即便他去主持大型的户外Party，他都会事先把节目录好准时寄回台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电波从未在电台消失过。音乐是个密码，越好的音乐信息量越大，它让你听到的不仅仅是一段节奏和旋律，他需要你的脑子有个解码器，那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念，它们决定你能够解码多少，你解密得愈多，音乐对你产生的影响愈大。在这个城市里，即使每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收到密码，然后解码，那么这个夜晚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生活，这便是我工作中最大的乐趣。”在小凤的节目里，有待曾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DJ不是上帝，但上帝一定是一个DJ。现在终于有机会当面验证这话里的含义了。“对！上帝的工作就是把好的东西都混和在一起，MIX在一起，有一首歌的名字叫《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昨天晚上有个DJ拯救了我的生命）。它讲的是一个人失恋了，对生活失去了信念，他打开收音机，这时DJ放的一首歌让他对生活重拾信念，这就是一个DJ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不是偶然——我此时此刻放了一首歌，放这首歌是偶然，而这首歌如果正好打动了此刻的你，却是必然的。”

音乐改变有待

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待每次到了节目的最后都会说，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好的音乐是一次旅行，可以是一首歌，一张专辑，一个PARTY，或者一次节目。有待自始至终都相信，音乐的魔力可以改变人生，改变世界，甚至可以消除空间与时间的差异。

“十年前我的理想就是让人们因为听了我的节目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可以说，我做到了。曾经收到过我的第一代听众的来信，他告诉我‘……有这样一群人，听了你的节目和音乐，改变了他们’。我知道音乐是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我就是被音乐改变的，音乐让我变得细腻，变得善良，现在的我，做老板是个好老板，做父亲是个好父亲，呵呵，做情人会是个好情人。同样我也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你们。”

“作为我来说，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伦敦、生活在纽约没有任何区别，是什么让我感受不到地域的差别，是音乐。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都可以做到——你们生活在中国，但是你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可以让你们觉得你和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是一样的。”

国内摇滚圈里无论是老牌歌手还是刚刚出道的小孩，对有待都有几分敬重。是他通过节目让大家了解这些乐队，也是他不遗余力地为乐队做演出策划。正当他们对这个摇滚战线里最坚贞的战士充满希望的时候，有待迷上了电子音乐。“在我刚开始做摇滚节目的时候，他们叫我‘摇滚DJ’；后来我播放电子音乐的时候，他们就不理解我了。如果我想讨好我的听众，我可以在节目中放一些流行歌曲，但我不想这样。我在播放电子音乐的时候流失了很多听众，但我觉得不是为了讨好某部分人去做这份工作的。”

从几年前办第一个跳舞Party开始，有待就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电子乐，在他那个花费了很多心血的俱乐部里，他耐着性子坚持做每一场可能赚不上钱的Party，尽管每周有待都不惜血本地请来国际级的DJ来打碟，但他的俱乐部始终不是京城里最火的跳舞俱乐部。

成功，永远须等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有待这样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有待不这么想：“成功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有待，我永远得等待。”

35岁以前的有待，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不需要回报，只求过程中的痛快。有人说，拥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才是成熟的艺术家，有待在35岁时才发现自己从来不能从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回报。“我一直在做策划，在做演出，虽然都做成了，但我没得到过什么，活动过后，仍然是失败的感觉包围着我。我现在开始需要商业回报了，这才是我想要的成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理解他的苦衷，但这世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付出了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时间，却得不到一丝回报，回过头来只好安慰自己毕竟在付出的同时，也得到过心灵的快乐……

音乐让人聪慧。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音乐DJ，应该是聪明过人的，在音乐上积累多多的有待正在把智慧恰如其分地用在商业上，相信不久，他所期待的成功就为期不远了。

梁家辉一半退休，永不退役 ... no reply

titan — Tue, 19 Jan 2010 15:28:41 +0800

文/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

有一个段子在圈内广为流传。当年TVB艺员班选龙套为周润发配戏，一出赌场的戏，群众演员就有好几百号人。周润发手下两个马仔出场了：一个是刘德华，嘴里叼着牙签；另一个是梁家辉，手插在西装里，作随时掏枪状。

片场突然响起导演的大嗓门，“你叼着个牙签干吗？你手这么插干吗？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拿破仑啊？”

刘德华的《神雕侠侣》在无线热播，走上灿烂星途时，梁家辉拿到一纸解约书。他当模特、办杂志，以为从此跟电视圈无缘了。当时他正在追求一位漂亮的封面女郎李殿朗，没想到被女孩的老爸看上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翰祥。他发现这个和女儿拍拖的小伙子，怎么看怎么像历史图片上的咸丰皇帝。

“有一天到他家吃饭，他问我，Tony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拍电影啊。拍电影？在哪里拍？他说回大陆拍。得拍多久？他说一年多一点吧，拍老戏，去北京。哇，我当下反应就是好过瘾啊，京城！我从来没去过！”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北京，香港来的“老乡”Tony梁上街吃个饺子还得带上肉票。他学会了去买黑市鱼，从团结湖骑车沿长安街到西苑饭店，一路上只有他一辆自行车，如果是清晨，还看得到驴车拉着大白菜进城。

语言不通，他当了大半年聋子和哑巴，靠手势、鞠躬和作揖建立最初的社会关系。和刘晓庆配戏也吓了他一跳，“每天在现场把剧本翻开，我的是干净的印刷剧本，她的是写满字、做满功课的，我的天！她怎么写那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

拍完李翰祥的《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26岁的梁家辉捧回了1984年第3届金像奖，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轻影帝。

香港影视圈早已忘了这个只有过片刻露脸的龙套，面对这个已经学了一口普通话的新人，大家都说，李翰祥捧出来一个大陆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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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殘酷的笑話演員 ... 4 replies

titan — Mon, 28 Dec 2009 21:51:49 +0800

黄碧云

她所知道最好的笑話就是卡夫卡的「審判」Joseph K，一天早上醒來，二個陌生人闖進他的房子，說：你有罪。他想，怎麼會呢。到後來……他千方百計的為自己找一個罪名，然後受死。

因為恐怖，grotesque，莫名其妙，所以好笑。

她喜歡的笑話還有，一個笑話演員舌頭生癌。夢中情人人原來是女扮男裝。太太因男子有外遇跳樓，男子還會寫悼文：「抑鬱終日，無奈逝去。」

笑話總有這樣殘酷的成份。她流落在紐約，成天在笑話咖啡泡時間，看各式各樣的笑話表演，就像看鬥獸，她想。

我去看「黃子華楝篤笑」也像去看鬥獸──驚心動魄的殘酷，難得是眾人都笑得出。

關於黃子華的記憶，時常都很殘酷。也不記得怎樣開始，斷斷續續，他老在扮羅拔狄尼路及周潤發。穿他唯一的一件舊皮夾克。我們笑他一年四季穿「膠褸」。他又會莫名其妙的講尼采。我們那時還年輕，很容易受到驚嚇，在電視台看見所有其他人每星期做二小時工作，驚懼得面面相覷。後來他又要考司儀，興高采烈的跟我們說這說那，很快讓人否出局。他又去了香港話劇團（他想演哈姆雷特，但有多少演員可以演哈姆雷特，他說。），他老苦笑，三千元月薪，練習生想演哈姆雷特。他演戲我去看他，坐得遠遠的也不禁笑出來；他也實在差得可以。下來二人吃飯喝。他笑：導演叫你點就點。笑得十分淒慘。他轉了職到港台當助導。我們在影印機前相遇，光影一閃一閃一黑一白。他說：我的工作就是影印。忽然又有所悟，說：為了當藝術家而捱餓是不對的。我不知如何安慰，我又是很殘忍的人，只道：影印吧。忽然有一次他很高興，說：我在港台電視劇有角色了。我說：好。他又說：是一個當性無能青年的角色。我應如何演性無能呢？二人也不禁神經质的相視大笑。電視劇演成怎樣，沒有看過。

我們有一次合作演戲。我失業，無聊之極。他想演戲（哈姆雷特、羅拔狄尼路）。他自己演的是一個笑話表演，在扮一粒沙，又演一段哈姆雷特，因為表演得十分幼稚，他在練習，我們在旁笑得震天嚮。他回去改了劇本。我叫他：演給來看。他抵恐不肯，道：你們都嘲笑我。我哄他，說：不笑你了。他又在演了。我們禁不住又大笑起來。

表演完畢，我們大伙去慶功宴。他喝了酒，搖搖擺擺的站起來，道：我今年二十六歲，最快樂是今天。因為也演了一個自己的戲，如他所願。我那時也是二十六歲，坐在他對面，喝得滿臉通紅，也很快樂，但內裡又有極尖銳的痛苦與同情自傷，說不出話來，也光是笑。如今還記得。

我離開香港就不再記得黃子華。回來在商台碰到他，衣著整齊入時，油滑了好些。大家十分陌生而客氣。因為隔了時間與閱歷，他不再是我認識的他，而我也不再是我自己。我知道他做電台電視節目，亦不感興趣，實在與我無關。年紀令我對人情的親密疏遠甚至生離死別都看得很平淡。

那時是同事。以前合作做表演時我穿了他一件T恤，還在我家。一次碰到他，道：你的T恤還在我處呢。他在眾人前，忽然道：What do you mean? You mean I went to bed with you? 那一剎那我便覺得他很下流。一直耿耿於懷，以後每次見他都避著。實在犯不著。我實在認不得他了。

有陽光的殘酷日子有時會想起他（我認識的黃子華不過是一部份的黃子華），她早上看電視看見他都會轉去別台，她又害怕聽他做電台節目（我們年輕的日子，時常都有陽光。）

她在黑暗中看他講笑話，關於他的殘酷記憶斷斷續續的浮上來。她所知道他的淒涼日子，都在他的笑話裡面了。她自忖是聰明人，關於移民，同性戀，偶像（李小龍／周星馳／劉德華）的笑話都不會令她發笑，她触到他笑話裡殘酷的自嘲，便像看鬥獸般的，神經緊張的大笑起來。

表演完畢就去看他，他在後台很frustrated，正如我每次看到他一樣。我們仍然很陌生而客氣。

其實他實在演得好。她便跟誰說，他真的好，那人答：噢，不。他說你只說他「有進步」，你真的沒說他好。那一剎那，那個她認識的他又活過來了；他還是這樣，愴愴惶惶，而且又記得她不經意的一句話，她便笑了。笑了以後又起了惶恐的心情。

他們即使以不同的方法去演繹世界，但她時常覺得與他接近，大概只因為這種惶恐的心情。他們惶恐終日，對整個世界都感到陌生而敵對。他自嘲，她卻變得很Cynical，年年不上心，冇句真。在這個他表演殘酷笑話的鬥獸場，他們的生命在此成就了交匯點。除外，她一點也不認識他。……他說，我要出版一本書了。她說。她想。她答：好。如此這般，寫了序。

對其他人來說，這不過是一本好笑的笑話集。有人買娛樂，有人賣笑話，有人從中賺錢。真的不要太認真。或許黃子華不是想做一個周星馳，管它殘酷不殘酷呢。

又或許不。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 no reply

titan — Thu, 24 Dec 2009 03:04:47 +0800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 柴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

贾樟柯：我从来不惧怕这个社会 ... no reply

titan — Tue, 20 Oct 2009 16:12:51 +0800

文/张晓舟

　　拍摄《北京的春天》时，一位美国记者随同我们前往，
　　他正在为《纽约客》年中的一期特辑做准备，
　　为此他已跟随贾樟柯采访几个月了，
　　他说：“纽约的影评人已经没人不知道他了。”
　　在此之前，贾樟柯刚从那拿走了影评人大奖。这就是今天的贾樟柯。
　　作为电影导演，他已比过去更为成功，
　　而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他同样也有话要说。这组对谈背后，
　　或许是一个你不甚熟悉的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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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 ... 2 replies

madbigg — Mon, 28 Sep 2009 18:47:26 +0800

1972年21岁时候双腿瘫痪。
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
1998年开始做透析。
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最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写了一万字左右，历时15年。
他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可见关于死亡他考虑得太多。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他告诉我，生命不过是痛苦赐予我们没打开的礼物，尽管没有蝴蝶结，但是依然很美丽。

董桥：读书·文章·做人 ... 2 replies

titan — Sat, 26 Sep 2009 21:59:18 +0800

via Asiapan's Lifelog by asiapan on 9/14/09

*本文转载自此处。收录在梁文道新书《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

访问：梁文道
协力：潘诗韵

董桥是当代华文世界里第一流的文章大家。虽长居香港，担任报社社长，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难得他肯和我们聊天，本想请他和读者谈一谈他最喜欢的书，不料他却说：“我没有最喜欢的书。”

读书

梁：董先生，你之前在电话里说不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书，这是为什么？

董：因为老了，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比如说季羡林的书我肯定会看，它好就好在他写出了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气氛，气氛是好的；然后是那些数据，对我们下一代人写东西有用。杨绛的东西也是一样，文字当然好。但你说她的书算不算是经典？根本没有经典这回事，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 chapter 好，或者是某一个 conclusion 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海明威也好，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季羡林、杨绛这些作者，我一定很仔细去看，在我这年龄的人看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淡，你自己写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呢？你会不会走他那种淡的路呢？你走不走得了呢？这个是我想的东西。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 bonus。悲哀是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 joyful 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 bonus，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等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from cover to cover 都是完美的，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吧。嘿，老了就狡猾。至于我下一代人写的书，我大概挑来看，不是吹捧谁，陈冠中的我会看，你的我会看，马家辉的我瞄一瞄，陶杰的东西我天天在报上看，没有了。大陆呢，老实说，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比如说像陆灏这样子算很好了，能够在六百、七百字的专栏里面，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叙述。可是，我也不能要求年轻人太多，你们的文章每一篇里面有多一点自己 original 的看法就好。可是怎么样把那点 originality 化在你的文章里面呢?这是我一路想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看书不留书，看完后我就送给会喜欢它的人。这样感觉上可以保持我的 originality，我会受它的影响，可是我不要它摆在我身边，我写文章的时候就不会受它影响。

文章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他的遗容很静，一点都不动。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例如杨绛的文章，看多了，我发现真的有斧痕，她的东西一定改过。后来我问她，她果然说有。我想就是这样，再平淡也要有经营。至于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的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会很着意在这个亭园里面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亭园这个环境给他什么感觉，他都会写得好。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却在整个院子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她挑一样东西来写，就像摘一朵花，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8年，发奋读书有十几个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 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来，这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岁、十四岁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 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 story teller 的话，你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不会好。“I am telling you a story”，你这样想的话，你的铺陈完全不一样。

梁：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连找也很难找，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English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枷锁》吗？讲到Philip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bully，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bully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贵了。我就记着这点，对我写文章会有用。现在的文章都不能写长，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 enjoy 的一种 exercise。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 enjoy 我自己 as a writer 的 private life，跟我读书一样，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报纸文字是一种很 straight forward 的文章，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没有包袱，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这个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为看书很伟大，不要以为看书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伟大，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文字的话，让他去玩吧，不能勉强，just take it easy。台湾老说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我说能吗？可以营造吗？营造得起来吗？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到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你会看到 professor 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闲坐池边吗？None。现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在那里 sit back，让你看了之后说：He is the Professor！这个社会会有书香吗？很难吧。我对香港有某程度的幻灭，也还有程度的希望。这地方太浅了，太过 instant。我只希望偶然会看到一两个比较 cultural 的东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说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什么香港人写的书特别好？这个是非常 serious 的问题。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到一个写好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梁：董启章呢？

董：我看再给他十年，他会从现在的路上拐一个小小的弯，他就会出来了，他现在还 stuck 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 conscious 自己是个作家，就等于一本杂志不能太 conscious 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杂志，或者是一本文学杂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可能有什么文学杂志，也不要这样编。你就想我要做一本杂志，在这个杂志写一些好文章，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写的是文学，我是一个作家。我说董启章在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东西很深，很涩，你说他坚固吗？他很坚固，可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梁：刚刚你提到香港的问题，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特别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条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条件很好。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么多的窗口给你看外面的东西，你有最自由的信息在里面，却没有真的好好用到。人家大陆很多文字都看不到，没有那么自由……然后文字又被彻底污染了。你说大陆有什么好作家？都是些老作家，其他人真的看不下去。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做人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在你的 calculation 里面，如果做人做得那么 calculative 的话，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畬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写了诗没有？”“有呀……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了诗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真的是心里面要有正气。我很高兴看到像陶杰那么聪明，写得那么好，读书读那么多，在社会上表现得那么好，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我常常跟陶杰讲，留一点东西给自己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留一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吧，因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you miss something，你 miss 的东西，就是现在你花掉的东西。留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识上的 integrity。我指的 integrity 不是操守，而是你对文化的一种 commitment，你对文化的一种信仰，这种东西不能没有。因为他太聪明了，下笔可以呼风唤雨。可是最深的内涵，你留在心里吧，你不要花掉；要是连最后的 integrity 都花掉的话，你以后会很不快乐。一千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来，你要我黑变白，白变黑都行，而陶杰做到了。你说是不是很惊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可惜。我知道陈子善给他在上海出书，可是中国大陆的读者看不懂他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出不了。

梁：近年大陆重新流行胡适，你觉得如何。

董：我想起一九六一年在台湾，胡先生到师范大学演讲，我跟同学躲进去看他上课，胡先生那时候很老了。从小看那么多胡适的书，突然他就在你面前。胡先生很潇洒，讲话也很温柔。那天天气冷，他看见有个女生坐在窗口旁边，他就走下来，把窗关上，轻声问一句：“冷吧！”然后回去再讲。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他死前不久。我们看到胡先生走过，主动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招手微笑。这个人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的东西，我玩的古董，我玩的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but then 这种感觉是好的。我看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个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你 retreat 到一个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一个 bygone 的岁月……

梁：那是你的选择……

董：可能我的选择就是这样，到最后，那一条路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深一点的 footprint，不知道。But that’s none of my business。总之我现在在走，一步一个脚印就完了。

找她，找到的已不是她 ... 3 replies

titan — Wed, 09 Sep 2009 14:48:33 +0800

by 韩松落

我们一班朋友，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在那些老电影里，寻找那些惊鸿一瞥偶然闪出来的人，例如蔡琴。

在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中，她是主角；在《独立时代》里，她真如传说中那样，担任的是美工；在关锦鹏的《地下情》里，她是配角；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许多次片尾曲。那正是1980年代，一个由民歌和文艺片、诗歌和理想主义构建出来的美好年代，她是那个时代的女主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熠熠生辉。

但，前年的“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后，孙孟晋却说:“还好，蔡琴没参加。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讨厌的，看上去怀旧情调，其实非常恶俗。 ”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实体唱片消亡的年代，她转开怀旧演唱会，听众爱听什么，她就唱什么，即便出唱片，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时代曲”——那样成本低，音效和制作诉求上，务必接近“汽车音乐”，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容忍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

这几天，她正为新发布的“专辑”做宣传，并筹备她的怀旧演唱会。我却毫不犹豫地为 “专辑”打上引号，因为这张“专辑”和她这十年的绝大多数专辑一样，依然沿袭这个路数，里面基本全是翻唱歌，翻唱民歌时代的名曲，翻唱她自己的老歌，并且贯彻着“选曲口水化、编曲欢快化”的特点，唱的都是翻滥了的歌，编曲也油光水滑——谁愿意在开车的时候听沉郁的歌？

从蔡琴身上，看到了一种典型的中年人的犬儒主义，中年人的“唯存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高度，自己所能到达的地方，已经疲倦了、烦了、无感了，却还要活下去，索性随波逐流。到手的钱赶紧数，眼前的粥趁热先喝，而且，不怕别人看出来——只要能存在下去，其他的都可以无视。

蔡琴令我怀疑，有时候，人生不是太短了，而是太长了，像夏多布里昂所说:“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 ”因为人生太长，一段段轮回，就无法一劳永逸，就必须不断地重新赢得欢喜，因为长，一次次重复，就得不断为生命的内容注水，设法拖延。

现在，我们已经不做“寻找某某”的游戏了，找到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个人。

纽约客：胡舒立，禁区 | The New Yorker, The Forbidden Zone ... 1 reply

titan — Tue, 11 Aug 2009 20:05:56 +0800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 ——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 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 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 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 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 ‘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 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龚晓跃：狂秀一代 ... 5 replies

titan — Tue, 28 Jul 2009 13:03:32 +0800

龚晓跃当过兵。

这在新生代报人中是比较少见到的。出色的报人中，高学历者比比皆是，而军人背景的却很少见。

他应该不是那种很听话的类型，很难想象这个通常留着长发看上去永远睡眼惺松的家伙在军营中是怎么过来的。

1994年冬天，像千万个寻梦青年一样，24岁的龚晓跃选择广州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站，在发展空间自由得有些混乱的这座城市，他从一家媒体流浪到另一家媒体，常常出语惊人——后来有位朋友是这样提起这位实际上很文弱的年轻人：他的文章总有几分惊世骇俗的意思，也很偏执，感觉上就是那种要混出点名堂的人。

我是1997年秋天认识龚晓跃的，那时他刚刚在《南方都市报》落脚，有一次我们泡吧到深夜，他有些醉意地告诉我：“我20岁以前最正确的决定是当兵，我27岁以前做得漂亮的事是为《新周刊》做了一本《中国不踢球》，然后就是到《南方都市报》，我预感这是个能做事的地头。”

外界都认为龚晓跃很狂，但事实上这两年他已经内敛了许多。那年，他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竟还有些传媒人中少有的腼腆，他身边的人——那些他在私下叫做哥们在办公室称为同事的传媒新生代，也大都如此，内心狂烈如火，表面却平静如水。

他和他们自称传媒新势力，他和他们构建了在南方人气极旺的“五文弄墨工作室”，他和他们折腾出了报坛黑马《南方体育》，他和他们的很多行动都成了中国传媒界的创举。

娱乐体育，从搞事开始

2000年春天，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专业性媒体的市场前景，准备相继推出三份各自主打不同专业口的报纸，其中之一就是《南方体育》。龚晓跃被任命为这份报纸的执行副主编，那段时间，他和他的前任、一直以来都是《南方都市报》灵魂人物的被他尊为兄长的程益中通宵达旦地加班，朋友们都找不到他，他说：机会来了，就得抓住。

体育类报纸遍地开花，注定了新生儿《南方体育》的艰难命运，但在龚晓跃看来，这同时也意味着重新洗牌的可能性。一心想办一份能够与国际同类知名媒体《队报》相抗衡的新锐体育报纸的龚晓跃，在这个春天出征，在发刊词中，龚晓跃称：在历书上，今天有个“不宜”，不是个好日子，……，这七八号人，十几杆枪，在业界的实力，大致相当于经常在国际足联每月排行榜前十名内露脸的法国、荷兰等队，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没把“不宜”放在心上的根本原因。他在《南方体育》的形象广告中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背后，是枪炮；前面，是玫瑰。

几乎在两年前，龚晓跃就认定，是时候颠覆时下体育类媒体的旧秩序，重新构建一种阅读体系了。这种体系的重建，始于所谓“快乐原则”，他说：一切从有趣开始，让无趣的人去死吧。所以，他有句口头禅：我们必须不停地“搞事”——

2000年欧洲杯《南方体育》推出的《刺激2000欧战日志》被圈内人士称为“传媒教科书”。龚晓跃和同事们使出了自己的独门刀法"左一刀右一刀"，刀锋象天空一样发蓝；2001年第一期喊出"狂一代"的口号，让自诩时尚先锋的"飘一代"“闪一代”目瞪口呆；2001年3月策划"赤裸甲A"，青春可人的模特金姝懿穿上甲A队服，大大的娱乐了足球一把。一时间洛阳纸贵，遍地开花，甲A成了足球宝贝的甲A——国内媒体的枯燥空气一夜之间被捅破了。发行量一年间就从3万份暴涨到70万份，龚晓跃把这个飞跃看作是《南方体育》发行广告的必要USP（卖点）。

在《南方体育》运转一年多的时间里，龚晓跃和他的同事们在掌声中和喝倒彩声中如马拉多纳般跌跌撞撞地盘带过人，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这第一步，《南方体育》赢了。

狂秀一代：我有我本色

《南方体育》3月9日出版的"赤裸甲A"专题的编者按是这样说的："足球本来就是性感和快乐。但20年了，中国足球身上的棉袄还没洗，怀春少女看上去和老妪无异。"

让我们再来看看龚晓跃写过的一些文章的标题：《性感或漂亮以及事儿妈》、《向快乐致敬》、《奥运就是找乐》、《好玩至上》、《爱英雄不如爱自己》、《不性感的球》、《在陌生的城市期待美女》……

这种鲜明的写作风格就像《南方体育》的广告语“传媒新势力，跟他们不同”，让读者顿时眼前一亮。在龚晓跃重建新秩序的过程中，革新阅读是最重要的一环。李安说，不要想观众喜欢看什么，要想他们没看过什么。电影如此，传媒亦然。传统的体育报道，在90年代后期已进入困境，因为网络导致传播速度的加快，传统的比赛结果报道在读者眼里已经索然无味，阅读的革命势在必行。而在《南方体育》，阅读更被理解为激发读者"狂本能"的行为艺术。龚晓跃对这种“行为艺术”的解读是：以娱乐的方式做体育，以快乐的原则做体育。《南方体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向读者和市场。他们的尝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真正把握受众的阅读诉求。

在《打倒记者的优越感》一文中,龚晓跃更引用被他们视为师长的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2001年新年献词》中的一段话说，我们都是搞实业的人，我们都想搞大。办报与种地并没有什么两样，卖报纸与卖苹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千万不要把我们看得太重太高。不要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教诲。我们也是一群俗人，我们并不比你们多一份美德。不要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裁决，甚至良知、甚至正义。我们只不过是真相的追求者。

包括一系列的策划在内，龚晓跃在《南方体育》中充分释放这帮年轻记者们的才情。体育评论员"棋哥"在文章中写道："龚晓跃任由这帮部下们在报纸上写文章骂他，还得在工作之余教张晓舟用洗衣机"。

被龚晓跃视为密友的张晓舟与记者聊天时的表达更为自由：“现在来说‘赤裸甲A’这个策划，我可以有更高明的解释，但说穿了这不过是我们和球迷开的一个玩笑，老百姓不能不看球，我们不能不出《南方体育》，我们不回避我们的市场追求，与现实死掐，给自己找乐。”

有些鸟，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躲枪子儿的 ... 3 replies

titan — Tue, 09 Jun 2009 22:32:32 +0800

罗永浩吉林大学演讲

上：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zNjAwMTY=.html
中：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zNjIxMTY=.html
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zNjMxMjg=.html

前天花了两个多小时看完了这个，推荐。

这段话印象很深刻：

希望那些喜欢用 “枪打出头鸟” 这样的道理教训年轻人，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认为正确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如果没被干掉就继续彪悍嚣张下去，如果被干掉了老子就认了。

Marie So ... no reply

titan — Wed, 13 May 2009 17:00:23 +0800

From 這雙手雖然小 by Leona

原文地址：http://wongleona.blogspot.com/2007/03/marie-so.html

正在看這個blog的朋友，我也許並不認識你，但我幾乎肯定，你在二十七歲那一年的經歷，應該和她很不一樣。

我去聽「三十會」一個關於「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講座，來的是一個束馬尾、大眼睛、個子嬌小的女孩，叫Marie，剛剛自哈佛的甘廼迪政府學院畢業。

她在香港土生土長，中五畢業才赴美讀書，零一年在西北大學畢業，零四年回哈佛唸書，去年畢業，兼成立了一間公司，在中國西部（青海、西藏、雲南、四川等地）搞社會企業。從企業概念到成品面世，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而這個business plan，還在哈佛一年一度的比賽裏掄元，兼贏得不少創投基金垂青，注資支持。

不要以為一切皆順風順水，事實上她第一個企業計劃，只差最後一步，卻難產了。

零五年她和同學構思了一個叫mobile movie bus的計劃，想在昆明的農村裏，利用一架巴士，宣揚具教育意義的短片予村民，賺取廣告收入，再把利潤投入作社區建設。昆明市的市長大力支持，只差讓教育部完成短片的審批，計劃就可以落實。

豈知到那天她們才知道，國家早就安排了一百架巴士，在各村進行類似的計劃！

人已到了雲南，計劃卻落實不了，怎麼辦呢？這時Marie想起一位叫黃效文的探險家，在當地搞一些小規模的扶貧計劃，就去找他，看有什麼可以發掘的。

她發現當地的藏民到處遊牧，居無定所，一家人最主要的資產，就是牦牛──一種生長在高原上的長毛牛隻。他們吃牦牛奶做的奶渣、用牦牛毛織帳幕／斗蓬、利用牦牛作運輸、當牦牛過身以後，就吃牠們的肉（當地人和牦牛一起生活，很有感情，不會隨便殺死牠們取肉吃）。除此以外，身無分文，幾乎一無所有。

於是Marie和她的伙伴──一個叫Carol的台灣女孩──便開始搜集資料，看可以怎樣利用這僅有的資產，助那些牧民脫貧。

「一隻牛可以用的部份我們全想過了！」Marie說。最後她們把焦點放在牦牛絨和牦牛奶上：
• 牦牛絨質量媲美茄士咩(cashmere)，但市場價值完全沒有好好發揮出來
• 牦牛奶可以造出高品質的芝士

當地商人向牧民收集牦牛毛，每公斤只付五十元，再以一百五十元轉手予生產商；但Marie她們卻付牧民四百元一公斤，立即提升了他們的收入。然後，兩個女孩到處找生產商，利用這些絨毛做出圍巾，再到歐美找一些高檔的成衣買家，向他們推銷。一張兩百克的圍巾，如今價值港幣兩千元，Harvey Nichols有售。

至於牦牛芝士，她們在推銷時，刻意標榜那是 “From Shangri La”，而不是“Made in China”，因為中國食品的形象怎樣，大家心中有數。

我聽她的扶貧故事，最難忘的，是她的entrepreneurial spirit。她是以一個哈佛MBA做生意的手法和頭腦，進行有意義的扶貧工作；完全不同於我們印像中那些慈善團體售賣手工製品的規模。事實上她的確曾在P&G和Merill Lynch工作過，是商界精英。

她說了一個笑話：她們第一次到西藏向牧民收毛時，因為言語不通，當地人以為她們幾個女孩子是來買老公的！

最令她納悶的是，當地婦女十分勤勞，幾乎包攬了一切工作：放牧、擠奶，然後背起十公斤的牦牛奶，上山下山六七個小時，送到市集去賣。

「我不是什麼婦解份子，可是那些男人真的一天到晚煲煙，什麼事都不做！」她睜大眼睛，做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在想，當地人看見這幾個年紀輕輕的城市姑娘，大老遠跑到高原來，也許同樣納悶：「城市的男人都跑到哪裏去了？」

Marie家境不錯，她也不愁出路：杜拜王子曾在KSG招聘，羅致了她，甚至乎向她展開一幅杜拜地圖，圈出一塊地說，我把這裏給了你，你替我實現你的china strategy吧。

我驚訝得不得了，杜拜的暴富和青藏的赤貧，簡直是天與地的分別。Marie也點頭，她說是啊，杜拜除了錢以外，什麼都沒有；而中國西部則資源豐富，但一點錢都沒有。杜拜就像跨張了一百倍的深圳，沒有文化，極度暴富。Marie搖搖頭，表示不喜歡那裏，也不看好它的長遠發展。

趁年輕自己創業，她說那是「now or never」的事。

毛主席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粧愛武裝。

關於社會企業，Marie推薦了這兩個網址：
Next Billion
Bid Network

關於Marie，你可以看這裏：
Vid(Marie的公司)

而那个关于牦牛毛的 project 可以看这里,今天把这篇文章转发到 labourinfo.org 上后，xuyi 跟我说她之前是见过 Marie 的，在一个关于社会企业的活动上。

闲话王朔 by 野夫 ... 2 replies

titan — Mon, 11 May 2009 22:54:13 +0800

原文地址：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tjyf/10540.html

一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甄士隐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作家述平【《鬼子来了》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等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的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述平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二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大姐大金丽红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玩世不恭内里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的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的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三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且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想象中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四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但老实说，听王朔侃，确实是一种非常提神养心的事儿。这厮说话慢条斯理，表面上温文尔雅，字缝里暗藏杀机，随处都是机锋，常常能使你忍俊不禁，他自个也会跟着呵呵作乐。他不抢话，但多数时候他一开腔，其他人就只有跟着乐的份儿了。

那晚的主题是晓波和王朔针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要来个对话，准备记录为一部书出版。晓波初出牢笼，难免火气正旺，指东打西，不乏刻薄之处。相对而言，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反而平和许多。但即便如此，词锋所及，则仍不免要杀进雷阵，到底在哪里踩响地雷，却是难以预知的。之所以要我出席，是因那时我在做出版，如何安全推出这部对话，是需要我做些顾问的。

原来计划由我责编，书稿整理之后，王朔单独叮嘱我一定给他看看。他拿去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订，对他自己发言的那部分认真校改一过。也许只有我这样的老编辑，能够看出他所修改的词句的深心所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想这也是他这多年尽兴玩闹而未被封杀的原因。

就算这样基本稳妥的书稿，我拿回社里审查，仍然还是被终审卡住了。终审者是我的恩公，极懂出版，也认同这是好书，但觉得风险很大，劝我放弃。我只好拿去找长江文艺社，社长是我师兄，也是作家出身，自然知道王朔的商业价值。他亲自审稿，然后来电就问――另一个对话者是谁？因为国情的考虑，晓波的署名身份叫阿霞，对话身份叫老侠。我出于为师兄前程的考虑，只能对他说――你不用知道为好，反正本书的著作权人是王朔，你只需和他签约即可，其他的事情由他负责，你看能否出？都是做出版的人，看见好书自然难以割爱，师兄是懂板的人，就说那你必须安排我和王朔亲自见面签约我就出。我首肯保证，于是此书才找到出路。

那晚散局，我也要回东北四环，王朔顺路相送。我一看他开的竟然还是个老款现代的破车，就忍不住打趣，他也煞有介事的回答――我们这一代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革命传统不变色啊。我们哈哈大笑。那时的他，和老徐的故事还没公开，我说你这样的咋就还没闹绯闻呢，他一脸无耻的说――你没觉得哥哥高风亮节啊。我说那就看你晚节能否保住了。彼此嘿嘿，揖别而去。

五

多数人稍擅浮名就难免装逼，如果有点芝麻爵位或者银子那就更装。本来文人应该是所谓世事洞明的，但你只要看看中国作协那个系统开会或者选举什么，大家一边装得一本正经，一边打得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见所谓的中国文学在体制内将要开出什么样的奇葩。

以王朔的文名和所谓的“成果”，在地方文坛那得够格当个鸟主席了，可是在北京，谁要听说他出席过哪个非朋友的官方会议，我估计美国之音都会当新闻事件。

为了帮晓波出版这本书，我通知他来地坛和长江社社长喝签约酒，他二话没说就带着个美眉赶来了。席间为了聊尽宾主之欢，他也喝了几杯。按他彼时的身价，一般版税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会低于二十万册。但考虑到本书的政策风险，我那位师兄提出首印十万，他提出签约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双方都很意外的同意了。接着讨论书名，他说这种书就取个八不相干的名字最好，我说那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大家当下大笑通过。

师兄是敏感之人，对另外那个狂言愤世的对话者仍不免好奇，席间询之于王，他原是打岔的高手，嘻皮邪脸的呵呵对答曰――海龟，我的一红颜知己，你就不许我也有点隐私啊？大家只好顺坡滚驴不再深究。

那阵子他其实可能正是想钱的时候，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帮朋友弄个游戏网站――那正是网络泡沫经济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我说弄网站对你已经是不务正业，况乎游戏；他说你不懂，我负责开发的这个叫文学游戏，非常有趣；举例说吧――我把红楼梦改成各种可能，从林黛玉进大观园开始，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展开另外的结局，关于命运的游戏肯定让人上瘾。我确实不懂网络游戏，听得似懂非懂，反正知道他瞎折腾了许久，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也就猴儿点灯了。

师兄如约要付几十万版税，来电问我，我则去问他如何分配――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说你去要晓波一个不是他名字的帐号，全部给他，我分文不取。我有些惊异，他完全可以拿一半换个新车。他说给钱人家又不要，就这样合作本书吧，人家有难嘛。于是所有的稿酬就全部赠与了晓波。

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这件事情我是唯一的经手人，许多年来为了避嫌远祸，我唯默默。现在说出来，但愿不会惹来有关当局对他的疑忌。

六

在这本所谓的骂人书中，其实王朔就是扮演的一个捧哏，主要是晓波在点评人物横扫千军。我知道有些人原非他愿意伤害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但逗哏的往那边搂草打兔子，他也就只好顺嘴打哈哈了。问题是他必须用真名来号召市场为朋友挣钱，躲闪不得，而晓波又因国家限制不能上前台亮相，于是所有的得罪人的事情就只能由他担当了。我们戏称这叫跳蚤惹祸，虱子遭殃。

很快各路人马的反击也就频频登台了，这回他却基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好在他是个浑不吝的爷们，我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无法来点破实情。他这个人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任你在外面掀房揭瓦。

许多年之后，易中天先生看见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有篇随笔，大意是说某人死了到天堂去报到，上帝看见他浑身戴刀完全成了一副刀架子，询之，答曰――我这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插的。易先生急忙推荐我看，我们二人哈哈大笑，我算是知道这厮的一点苦衷的。

话说易中天先生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满天下，他一直很喜欢王朔的文章，我们也经常见面讲说这厮的好玩之处。我知道先生也算是怀抱利器的人，嘴皮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便有意撮合二人一聚。那天我做东在重庆饭店，还有两个朋友作陪。一餐饭基本没动什么粮草，这场双雄会几乎完全变成王朔的单弦独奏了。

我确实有些惊异这厮的机智和口才，有的人多是文字里可以幽默，生活中其实很木讷，他的文字和他本人在我看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我常常好笑许多骂他的人，说他没文化，其实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人，而且绝对的聪明过人。他随便发明一个名词“知道分子”，就让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足以脸红。

大众多以为他真的很痞，其实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好玩但一点不痞，许多原本正经且严谨的女作家，都能接受并喜欢他那极有分寸和智慧的玩笑。另有很多高人，都在私下里对他十分推举。

七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朔似乎开始了他的市隐生活，不大在江湖上行走，一会传说开酒吧，一会传说在嗑药――最近媒体拿此事追逼，他采取的闪烁办法。其实，抽几口大麻抑或嗨两回，在今天的文艺圈可谓常事，要是我，就承认品尝过体验过，你又能将我如何。这和运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顶多也就算犯规而已。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塑成青少年的楷模，哥们就这德行，爱谁谁呗。

多数娱乐媒体一直是他内心不悦的，他老骂媒，但媒体却无法封杀他――毕竟他太惹大众的眼球了。然而现在的许多老记确实水平太不在一个层面上，提问确实小儿科，没法不让人跟你急。他跟谁谁睡觉了，干卿鸟事，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咋个不敢去问那发言人睡了几个女人呢？当官养情人的更普遍，何必跟几个风流才子较劲――人家这还是真正各无所图的健康情感呢。

我看骂归骂，在北京的圈内真正跟他交道过的人，对朔爷那还是基本服气的。前年和《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吃饭――那会他刚刚出版了《英格力士》小说获奖，锋头正健。大家撩起无贼来，王刚说，这剧本他和冯小刚改了许多遍，报上去还是通不过，又请刘震云出马，仍然被打回。电影局的理由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看来不解决好这个出发点，这戏就要夭折了。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的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这就是典型的王氏智慧。

论起来，我和他也就只是个萍水之交，没事也都相忘于江湖。老友周君后来开了个食盅汤的餐馆，是包公遵信先生的题匾，据说王朔常去用膳，墙上有他那傻呵呵的柿饼脸，我却一回没遇见正主。周君偶尔说朔爷还在问你，我说难得难得，烦劳回话请安吧。世界上有许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真正喜欢。但有些人，也许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够在心里默念一辈子。

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也因此愿意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湮没无闻的故实，以便同道中人更深的认识这厮。

sekai 之鹿童 ... no reply

titan — Thu, 07 May 2009 19:56:47 +0800

http://www.cicicola.com/blog/

她喜欢哥哥,热爱摄影,在阳台上养了很多植物,尽管现在独身但是打算以后要两个孩子.

订阅她的 blog, 你会感受到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子.

尹珊珊我的衣柜和左右脑 ... no reply

titan — Wed, 06 May 2009 19:17:46 +0800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917419/

关键字：新概念中戏北大缭乱美人时尚电视节目制作人 80后

相关链接：

1. 她的 blog - 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别让它流走

2. 尹珊珊豆瓣小组

自发而美好的思想行为 ... no reply

titan — Tue, 14 Apr 2009 20:40:38 +0800

by 崔卫平

——为谭作人先生而作

艾未未与他的同伴搜寻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南方人物周刊》作了报道。这是他的同事打给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一段电话录音：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

“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读到其中“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时，不觉哑然失笑。此公仿佛意犹未尽，进一步发挥成“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他的意思也许是一定要让人笑翻，笑到岔气。为什么中国人关心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会被理解成由美国方面派来的呢？这是一种有根据的思路、负责任的说话方式吗？

这也许是最为厉害的一手：只要将某人说成是“异族”派来的，受“异族”指使，便会使这个人立马失去了任何立足点，成为众矢之的。只是这种做法在如今看来有些老套了，不新鲜因而也失去了可信度。而这位维稳小组组长因为这句话，会使他“彪炳千秋”的，会比他所做的其他事情被人们永远记住。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在体制内拥有某个或大或小席位的人们，总是习惯用这样一些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别人？为什么他们在公民的行为面前，表现得如此困惑和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来自任何“对面”、“对方”（不是用一根电话绳连起来的内部）的声音，都是富有敌意的、觉得那是一个威胁？

尝试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人本身已经失去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他们自己不拥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也不会想象别人身上可能拥有这种东西。他们不能够体验自己身上任何美好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本不拥有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彻底丧失了这些东西，于是只能用一种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自发”二字。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同胞受难时，面对幼小的孩子受苦时，面对废墟下冰凉的小身体、面对成堆的书包唤不回小主人时，自然会涌起的那种自然、自发的人类感情——同情、怜悯、悲伤、痛心，这是不需要人来指导就会产生的天然反映，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物伤其类”、“天地良心”的那样一种情感，也是一个人“人之为人”的基本体现。就像艾未未所说的：“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然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丧失了所有“自发”的东西，丧失了属于人的基本反映，他们不能理解在“人”的范围之内、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作为“一个人”而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这件事情真是奇怪。这些人身居体制久矣，他们只会按照体制发出的指令来行事，只能用体制内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社会。

这些人如何才能够想象得到，在一些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人们身上，在远离他们权力机关的地方，有另外许多人们，他们逐渐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先后开始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动物，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感办事，按照他们内心的做人原则去行动，他们恢复了和实践着作为一个人，对于我们同胞、我们社会、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增添了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而恰恰是这些，成为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没有任何道德感和责任心人们最不能忍受的。

令这些“体制内的冷血动物”更加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依据自发感情和良心而行动的人们，他们在遇到巨大阻力之时，在遭到骚扰恐吓之后，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失去自由的前夕，却并不因此而退缩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前行，继续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看上去他们这是在拿“鸡蛋碰石头”，明显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但仿佛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并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任何委屈和不公平对待，他们受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原则所引导。

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特别想着的是四川谭作人先生。这位多年的环保工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参与过当地公民公益活动，为此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复警告”(见肖雪慧文)。地震之后，他与朋友们在第一时间抵达极重灾区，尽力给灾民送去物资，同时展开倒塌的校舍以及学生死亡人数的调查。他的那篇“川震百日祭”有这样的题记——“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如此恳切如此承担责任，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被称为“义人”，他的举动当称为“义举”。但是这位大义人，在3月28日这天，却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回。肖雪慧写文章发问道：“‘垫付罪’，你信吗？”肖雪慧本人也是一位四川奇女子，真难为她发明“垫付罪”这样的新词。

我不信，坚决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同胞、伤害我们社会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从这篇情深意切的《川震百日祭：追踪北川的天灾人祸》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没有见过谭作人先生，但是谭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从艾晓明初剪出来的新纪录片当中，见到了这位一脸沧桑的汉子。他明确谈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谈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六四天网的黄琦，“为了学生家长的维权，被抓了”；然后是广汉中学的刘绍坤老师，“因为给成都读书会，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接着他说，“别人说好事不过三，我就算第三个吧”。他面对艾晓明的镜头所说的这些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
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
我想这三年五年
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不在这个世上
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
等到以后
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
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做中国人
特别困难地做中国人
怎么这样
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
为这个事情被判刑
付出生命中几年的时间
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盐和钙质，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会重建的出发点。将这样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们民族的良心！

2009年4月9日

像小波一样热爱生活，继续淘气 ... no reply

titan — Tue, 14 Apr 2009 20:25:57 +0800

by 崔卫平

生龙活虎快乐的王小波突然离去，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一声晴天霹雷。随即一股巨大的寂莫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再也读不到他新写正气落地有声但却淘气无比的文章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肯定是无法弥补的！
　　
　　最喜欢他持续不断地对蒙昧主义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那些千奇百怪的逻辑、句式和比喻背后，我想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你听听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在我们这个常常以愚人自愚窃以为喜的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作家的智慧和勇气的。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愚民拉下马。破除愚昧、学习知识在他那里，永远不是一件有关晋升和发财的途径，不是值得夸耀卖弄的资本；恰恰相反，求知的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甚至就是美德。“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这使得他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以无知为乐的伪智者。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想从事智性和理性活动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支持，找到一些令人喜悦的理由。
　　
　　同样，最喜欢的是他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理性。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沉默若干年的缘故是“信不过话语圈”。而如果说他如今自己也“挤”进了这个圈子，是因为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他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这种瓦解的人。他的方式是不再把自己弄成任何一种权力话语，不做出任何权力话语的架式和口吻。他的姿态准确地说是边撤退边前进。他常常谈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和自己当时的种种遭际，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还原和撤退，是换一种眼光来看，是回到普通人的身份和普通常识。正如他的淘气来自对新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心一样，他的诙谐幽默也出于他这个人独特的憨直和朴实。我常常闹不清楚他是在说一句老实到家的话呢，还是在揶揄嘲弄。他有着中国男人身上并不多见的对待世界和自身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感。我指的是平常心。他强词夺理的时候也仿佛在说：我就是这个弱点。
　　
　　眼下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还得承认这几年我受他的影响极大，他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等处的文章，能找来的我都仔细看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热爱生活的、淘气的王小波“像刮风一样”走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热爱这生活、继续淘气。

（这是王小波离世的当月（1997年4月）发表在[urhttp://www.gmw.cn/01ds/2009-04/08/default.html=]《中华读书报》[/url]上的祭文，今天是小波去世12周年。有时候不免会想，假如小波在世，事情会怎样？贴一篇旧文以示纪念。对于小波的小说，后来交出答卷《狂欢、诅咒、再生》一文）

许巍 ... 3 replies

titan — Fri, 03 Apr 2009 11:50:07 +0800

——“《在别处》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跟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还那样。”

——“到了《那一年》快录音的时候，我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吃着安眠药、百忧解录的专辑。”

——“1999年录《那一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只要我一弹琴，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一旦有情绪波动，抑郁症就会更强烈。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我不想干这个了。”

——“整个红星都走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在北京每天弹琴八小时，回到西安后，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琴都不愿意碰，从2000年到2001年有一年没弹琴。”

——“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

——“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

——“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没有什么大的追求，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就很知足。我就想，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成就什么什么……”

——“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

——“写《时光·漫步》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

——“《时光·漫步》之后很多人在网上骂我，说我投降了，放弃了摇滚，其实那些标签都不重要，他们认为我是为了钱，生活好了所以歌也写得美了，其实我状态根本没好。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向一个健康的放下奔，跳出这种状态。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我让自己好一点儿。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别老是宣泄，宣泄不解决问题。”

——“到2004年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忘了昨晚做梦没有，睡得很好。”

——“04年之后慢慢就好一些，但是一到创作期，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所有的神经、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太痛苦了。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但又必须面对它。”

——“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只要不写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

——“其实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都在过日子，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非要怎么怎么着……”

——“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的状态。”

——“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工作。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

——“而我很反叛，从来不跟我爸聊天，30岁以后才开始有交流，我爸说你应该看看儒家的文化，如果你连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光是追求艺术，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我一想也是，觉得挺惭愧的，我就从论语开始看。我一看就进去了。”

——“人随遇而安，碰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大喜大悲，放松、自然地随遇而安，不要太焦虑，不要太强求，什么事都不要强求。从这我感觉到这么多年我对很多事情都太执着，太强求了，反而是有问题的。”

——“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没有人打扰我，很奇怪，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就是老百姓，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噢，我是一个歌手。”

——“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还是不适应，没有什么理由，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过我的踏实日子。”

——“我喜欢列侬，喜欢麦卡特尼，他们俩的区别就是，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他很热爱生活，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列侬比较激进一些，把自己当回事儿，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一个星期进一趟城，有时候有工作，没工作的时候见朋友，或者只是出去转转。三联书店我还老去呢，买点书，在三联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太戏剧化的东西我已经不要了，我希望过的生活是踏踏实实的，我的音乐也应该呈现出这样。”

from 不许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