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est from cutlife | 惊蛰's 阿佛洛狄忒

NIPPON COLORS - 日本の伝統色 ... 1 reply

titan — Thu, 03 Nov 2011 11:22:52 +0800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网站：

http://nipponcolors.com

如何得到湖南省博物馆的门票 ... no reply

titan — Tue, 30 Aug 2011 09:45:21 +0800

门票免费，每天限发放5000张，可以提前五天左右在网上预约，否则需要大清早就去门口排队，且排上一两个小时队很常见。

预定门票网站：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index_gb.jsp

另外，省博物馆附近有烈士公园，可以一游。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 no reply

titan — Thu, 12 May 2011 15:36:07 +0800

摘要：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1-05-12

你喜欢长沙吗，为什么？ ... no reply

titan — Tue, 12 Apr 2011 09:18:53 +0800

这是来自 http://dacunzi.com 这个本地生活社区上的一个提问所得到的回答，欢迎关注我们。

Deemer
律师。188cm粗放型夯货。O型白羊。善意，和谐，偶尔愤怒。

作为少见的两千多年没有任何城址变化的省府城市，长沙本应更迷人，但一把大火烧尽了它积存的青铜色和高贵灰色，就像个一夜之间彻底破产的贵家公子，之后的故事只能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和寄人篱下。于是长沙经历了仓促重建，计划和被计划，之后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好的城市规划。

长沙是个很“肤浅”的城市，这里是中性词，长沙土，但不像西安等地土得深刻，长沙洋，但更不可能像上海等地洋得入骨，可是长沙的气质就是这样的，不要那些羁羁绊绊，不要么子道理意义，只要实用好用合用够用，感官愉悦，做派拉风就是王道，霸蛮，简单快乐，娱乐至死就是长沙的性格。显然，长沙的气质更加草根，而不太符合一些传统威权“精英”的审美。所以，在一些以“央”打头的地方看来，长沙孕育的文化也许更像索多玛，感官气息浓厚。

长沙的环境，气候，交通等等问题确实影响用户体验，但是目前全国也都差不多，所以最要命的是，长沙给人的惊喜太少了，在这里更加适合体制内生存，一眼就看到六十岁的自己，而不是怀揣梦想，迎接每天新的太阳，虽然疲累，但内心欢快地直哼哼，是的，长沙不是个能让人筑梦的城市，因为这里缺少这种文化氛围，机遇更少，也没有社会共识，筑梦人在这里想寻找兼容的话语系统都很难。

我个人对长沙没有不喜欢，但也谈不上喜欢，就像包办的婚姻，不管爱不爱，有没有共同语言，反正是在一起过了好几年。
不憎恨，不归属，不依恋。
长沙不是能让我有高潮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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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n

不太喜欢

1、有大俗无大雅，文化氛围不浓，没有足够好的书店，也缺少足够开放的思想氛围；古建筑基本被大火烧了，老街还要拆了修复古风格的街，浮躁，没有特色；

2、气候折磨人，冬天太阴冷，夏天太闷热，春天太潮湿，唯有秋天舒服，可惜真正属于秋天的时间又太短暂；

3、消费水平不低，平均工资不高，房价还在飙升，又买不到一线城市的一些潮流商品；

4、交通拥堵，车辆数量爆发式增长，还越来越不适合自行车出行；

5、污染严重。

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 1 reply

titan — Thu, 13 May 2010 17:32:22 +0800

from 柴静观察 by 柴静

1

一上出租车，师傅看我上车的地儿，跟我侃“跳舞去啦？”

“没”我懒得跟他聊。

他没话找话“你知道北京第一个迪厅是JJ吧,那时候我们就跳韩国那个xx舞”

他说了一个挺专业的术语，我没听懂，扫了他一眼------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胖子？

他看出我这眼的意思“JJ最红的时候，我是那儿最红的舞男”

“你跳什么舞？”我终于有了问话的兴致。

“钢管”

我横过头细看了看，他肚子抵着方向盘。

“真的我是最红的，告诉你名字你可以打听去……我老婆当时是二外的学生，坐第一排看我跳，然后给我买了杯可乐……”他陶醉在当时的回忆里。

“那你后来怎么变成这样儿的？”

“我老婆说了”他认真地说，“不能跳给别的女人看”

“你现在还跳么？”我看着两百多斤重的他。

“现在小区里宋大妈，组了个交谊舞队儿，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刘儿你怎么还不来？你不来我们可跳不成啦。”他心满意足地说。

2

这司机看着跟别的气质不一样，穿着蓝色夹克，机关干部样儿。

跟别人的车气氛也不一样，他的车座前贴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的大头贴。

“我闺女”他说。

“你怎么能有两孩子呢？”

“我十年前就是电力局的科长”他居然还随身带着证件呢“那时候工资三千多了就……”。

他陶醉在当时的回忆里。

“你还没说呢，你怎么能有两孩子呢？”

“我那时候爱造，天天晚上应酬喝酒，晚上两三点才回来……”

他停了一下没往下说，看样子还不止喝酒----还有别的。

“那你老婆不管啊？”
“她是个律师，不哭不闹，就有一天，我两点多喝得不错回来了，她坐床边上，说，我怀孕了，四个月了，今天我已经找了你单位党委书记，说我们打算生二胎，你们单位说明天开除你，我给你买了辆车，你开出租出去吧”

他神色相当复杂“你说她多厉害吧，我就这么开了十年的车，每天开的还都是夜班”。

3

这师傅是我们山西人，晋城山村里头长大，二十年前为止他们村一共出过村的9个人，“我十五岁的时候决定当第十个。”

五十里地之外，背了一年的砖，皮都磨破了，挣了两千块。

给乡里的武装部长送了

那人拍拍他肩膀说“好小子”

然后他被拉到北京当了兵，在前苏联大使馆站岗。

大使女儿一见他就搂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他紧张地直抖，然后对着对讲机说“报告，我被亲了”

电话里沉默了两秒钟说“保持军姿”

然后派人给送了一条雪白的毛巾过来。

他居然跟JJ也有关系，那儿最红的时候，被租去当保安。

他陶醉在当时的回忆中“我们那时候……条顺盘亮，穿着黑西装，门口都是全北京最漂亮的姑娘……”

他聊得高兴不顾我劝阻直接开进了百盛的地上停车场，直接停在了固定泊车位，说“我在这儿等您您逛完我再送您回去”，有个大爷上来想说不让停，他戴上个墨镜说“XXX的，执行任务”

大爷嘴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走了。

他回头跟我说“看没？狭路相逢勇者胜”

4

有天我不高兴，上了车不说话，师傅看都不看我，悠长地说“姑娘，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

5

牛博上有个哥们是个外国人，说他在北京打车。

“哪儿来底？……哦美国，美国是个好地方。”师傅说。

然后两人讲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军事工业合成体什么的，

师傅说他：‘哦，你理想主义者！’

他们聊了一会儿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区别，然后师傅突然换了话题，问他有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哲学。他说除了庄子以外没怎么学过。
“庄子不错，但是你要是真正的想了解政治，就得读《管子》。里边写的东西到今天也还受用：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嗯”。

然后这两人又聊了古埃及、北京的工作市场、人类的本性，快到五道口的时候，师傅又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你家在美国哪儿呢？”。
他边下车边回答：“费城”。
“费城！富兰克林！那可是个人物！”师傅感叹着，然后踩下油门消失在夜幕里。

6

上了车，我看师傅心神不宁的。

过了一会没忍住，问我“我能抽根烟么？”

我不喜欢烟味儿，但看他一眼，老实人，看样子是憋狠了，我把窗子摇下点“抽吧”

他扭捏着拿个烟盒出来，又放回去了。

“你抽吧”

他不好意思“算了，还是算了”

“那你给我一根吧”我说。

夏天就要来了，然后我俩开着窗，谁也不说话，一人一根中南海，都把一只手搭在窗户外头，心满意足地从晚风中的长安街开过去了。

日本文化中心 ... no reply

titan — Sun, 13 Dec 2009 04:16:41 +0800

http://www.jpfbj.cn

位于北京国贸的 SK 大厦，明天准备过去看看。

感同身受。 ... no reply

bybye — Sat, 05 Dec 2009 07:33:26 +0800

“神在月”集结众神的出云大社。

县立美术馆前的恬美日落时刻。

由志园被呵护的庭院和花朵。

时间静止如画的足立美术馆。

"每個人都差不多.
不一樣的血肉之軀在痛苦快樂面前,
我們都是平起平坐。"
-- 感同身受，林宥嘉

或许忧郁几分更动人 ... 1 reply

titan — Fri, 06 Nov 2009 21:29:58 +0800

by 龚晓跃

很难描述长沙市民与长沙的那种暧昧关系。

前一段时间，长沙在一个以宜居为主旨的全国性评比中高居第一。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解几个在外地的长沙人，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同时认为，如果这个奖项是投票产生的话，则长沙夺冠也不足为怪，因为至少有一半长沙人认为长沙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因为留了这个心眼，在长沙被灰霾吞噬的那几天，我特别注意了身边的长沙人对这灾难性的空气污染的反应。我看到有些人骂骂咧咧，有些人无动于衷，有些人羞愧难当，但我没有看到忧虑和郁积，似乎忧郁从来没有进入这座城市的性格，就好比那些骂骂咧咧的市民，转过头去照样会在中国宜居城市评选中，为长沙投上一票又一票。

我跟朋友聊到这场令无数生灵迎风落泪的雾灾。我说，除了个别人，长沙市民倒犯不着为此羞愧。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以来，除了美国人的新技术革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经济飞跃的地头，敢说自家的GDP是环境友好型的。而骂骂咧咧跟无动于衷一样，于事无补。我更想看到一些忧郁的脸，这些脸上有担心，有纠结，有思考。

因为一百年前普希金、济慈他们用得比较频繁，又因为二十多年前，中国的迷茫青年接受得比较利落，忧郁这个词在当代中国不太招人待见了。因为忧郁有些文人气，而文人气在物欲横流之际显得那么无力。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不能发现，身边的大佬们语重心长地说你很书生气时，那像暗疮般憋不住向外冒的优越感；而在大佬价值体系下急不可耐地往大佬圈里钻营的跟班们，往往表现得更为直接，出口就是你们这些破文人。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点集体无意识的传统的，大佬和跟班如此，大家自然景行景止了。

然而书生和文人们究竟碍了社会什么事，因为想得多琢磨得多，已经不自由了，还要被挤兑得连一张有点性格的书桌都保不住？往远了说，雅典风流越千年，是因为她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文人；往不太远说，巴黎贵为“流动的圣节”，是因为她包容了从雨果到波德莱尔到海明威，再到萨特、加缪这一大票文人；往近了说，我刚刚混过的东京，也上有黑泽明，下有大江健三郎，才不至于在起飞时把城市的底气也扬灰挫骨呢。

长沙在历史上其实是很有几分文人情怀的，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今天还敢自称敢为天下先？说白了，大家仰仗的，不就是头顶100年前岳麓山下橘子洲头那些年轻人书生意气的余荫么。你不能只顾挥霍余荫，而无心福泽后人。

我当然渴望在长沙的面孔上看到几缕忧郁的表情，所谓文人之情怀，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城市的情怀，无情之城，是因为没有有情之人。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长沙要成为够正的美人，前提是她的子民够多情。顺便说一句，请不要把多情庸俗地理解成娘娘腔。

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 no reply

titan — Fri, 23 Oct 2009 01:40:43 +0800

原文地址: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9271

李翔张琪

　　49岁的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关于“龙象之争”的争论——印度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可以算是由他发起；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

　　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却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中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其实践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造成的……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原料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

　　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的两个书名都很吸引眼球，但其实在两本书中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可以被视为严肃到枯燥的学术书籍；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也就是说，这家让中国骄傲的公司，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之外的资本制度。

　　在同《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声称自己“好争辩”，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一位清谈者。他正在主持一个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展开的项目，项目被分别命名为“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将管理知识引入两国最底层也最基础的企业之中。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的如何？

　　黄亚生：到今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

　　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身份很特殊，比如我今年带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别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高盛工作。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六十万美元。当时创办这个项目，我的想法就是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是无偿的使用这些人。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今年有些企业家对我们给他做的报告非常满意，自己买飞机票到MIT，听学生给他讲。

　　经济观察报：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混合体？

　　黄亚生：是，单纯从项目来讲，它就是一个咨询项目，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几乎不收钱。我们的主要费用由MIT校友捐赠。他们非常支持MIT在中国开展活动。

　　现在中国商学院很多必修课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制定。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去直接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那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商学院教育更多面对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正面的话可以说我英文好，负面的话就是说不了解中国。我也可以接受这种批评，没关系。十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说——其实在写《SellingChi-na》之前，那时我已经开始思考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问题——中国吸引这么多外资，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显然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我回答说我在美国很多年了。他就说，你显然对我们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

　　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

　　可能，比如说“老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道的比我多，因为他天天在这里生活。但是我觉得，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事实本身不是观点，你得把事实撮合起来，然后你得去分析才能得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要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显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上，我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是不是有些东西都要知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八十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中国有人做这种事情吗？

　　也有人就说我是在宣扬普世价值，维护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适应中国。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很多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的来讲，从体制方面我可能更接近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比如温州的模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但温州也是中国，它不是西方；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有人说我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是不承认的，至少主观上我在尽量从数据和事实上出发。

　　经济观察报：从早期做FDI的研究到现在，你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

　　黄亚生：FDI研究其实就挺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盈余，这种情况有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但持续十几年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我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就得你自己去找。

　　然后，研究FDI方面的课题，从来都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进行。我的研究完全是从中国企业出发。我当时怎么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我在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跑了很多企业，唯一可能我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是别人在研究FDI的时候找外国公司，而我想自己应该找一个中方的合资公司，听听他们的意见。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

　　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去找出答案。微观都是实地调查。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

　　研究结论出来以后，也听到了一些看法。一种观点是，我提出FDI发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但是没有惊人结论，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说出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要实验作为支撑，社会科学并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数据，它在于什么？就在于很多人甚至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看出来，但被一个社会科学家看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人的贡献。在美国社会科学都是这样，说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说不出来。

“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它是“危机四伏”这样极端。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老跟别人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水平的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如果从文化上讲，它也可以作为东亚国家，尽管从地理上它是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很说明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也许是吃大米呢。

　　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自我演化机制。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制度，只要它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比如韩国最初是军事政权，但是在它的体制里，没有完全把自我产生出的改善力量消灭掉。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

　　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成功的因素要比成功的因素少，但是不成功的因素却是关键的。比如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很相似，甚至都吃辣菜。而且朝鲜和韩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朝鲜是更富有的一方，它有矿产，有工业。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要远远高于韩国。但是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相比，差异就很大。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区别。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你有很多很好的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改善的制度作为基础，也不见得就能经济起飞。

　　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我对中国比较悲观。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在我看来，收入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收入分配上之所以拉美化，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拉美化，而不是社会模式的拉美化。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政府储蓄率增加，公司储蓄率增加，居民储蓄率没有增加，在巴西我们都看到了，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是一样的；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圈地运动，巴西是这样，它叫做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业开发区或者特区，这些都是后来的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二十年的时间，巴西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但接下来是二十年的经济停止发展阶段，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来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情况：收入分配上相似，储蓄率情况相似，城市化的情况相似，政治上也都是一个执政党，中国跟巴西当时所处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并不是一对一的相似，比如全球化之类，但有些差别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差别，而是时代和时代的差别。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在我看来隐藏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并且都是失败的。我很难想象，就好像癌症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但是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让他兴旺发达起来。所以，我对中国还是有很多担忧的。

　　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是11%，虽然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那时候，有一种观点叫脱钩论，我从来不相信脱钩论。在GDP增长达到11%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忧。到了2009年的8月，有了半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是不是我就应该表示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显然不可能。在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很大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心，现在，美国的居民储蓄已经从2005年相当于GDP的负的5%，变成正的7%，美国经济盘子这么大，一个12%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去指望美国人消费。

　　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消费的内需，也就是居民消费。它为什么还能发展？这取决于美国人完全失去了理性，取决于美国的“疯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讲到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

　　经济观察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恐惧会不会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

　　黄亚生：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头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自愿选择不消费，其实他兜里钱多的不得了，存在银行里的钱多的不得了。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在我看来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我需要去看数据，我的数据来源是政府自己做的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一直分析这个数据，我写上一本书时候从1980年代开始看，最近一直看到 2008年和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我很仔细地去看，就想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要是从有关部门公布的居民储蓄来看，那多的不得了，而且每年增加非常快。但是在做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时，其中有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有多少存款，而是问你的利息收入是多少。这样根据利率你可以算出存款。我现在算出来的数据表明，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块的话，我用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测算出来的是40块。

　　也就是说典型的老百姓，他的存款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数字本身不真实；但如果这一百块钱是真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巴西话题了，那就是收入不均。因为参与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都是典型的家庭，高收入的人群往往被漏掉。也许中国10%到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到60%的存款。回到我们讲的促进消费。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肯定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富人储蓄，穷人消费。如果说典型的中国居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再去使他恐惧，再去搞社保，对他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对富人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一旦富人认为他的资金要贬值，他会把钱转移到国外去，造成资本外逃。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手里掌握了很多的钱，那这个策略是能够成功的;如果富人掌握了大部分钱的话，这个策略就非常危险。中国的脆弱性就在这个地方。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现在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就去买彩电放家里，他肯定要到纽约买房子。如果这时候中国60%居民储蓄里有50%——相当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的30%逃到国外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现在而言，居民消费指数并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没有上去，但是资产消费上去了，从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可以看出。一般来讲，比较有钱的人才去做资产消费，比较穷的人才去做产品消费。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泡沫捅破，如其不然，则泡沫崩盘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政策执行者，第一要防止泡沫的形成，第二泡沫刚刚形成时要捅破它，我没见到一个政府是要故意把泡沫吹起来。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GDP的增长不重要吗？

　　黄亚生：这也特别有意思。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西方制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让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从制度上就不让它去追求就业；而政府所有其他部门都在追求就业。客观来讲，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应该追求就业，而不是追求GDP增长。 GDP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但你可以选择追求带来就业机会的GDP增长，也可以追求没有就业的GDP增长。中国更多的是没有就业增长的 GDP增长。我也仔细去看过数据，官方测算的就业率很高，但是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2005年，平均退休年龄减少了一岁多——退休就不算失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十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

关于国情论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所达到的成就？

　　黄亚生：如果看盈利水平，在国外有人进行过测算，要从它的资本回报率等标准来看，它还是不如私有企业。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我并不觉得国有企业有什么真正的改善。国有体制最成功的国家是新加坡，即使是新加坡，也有人做过测算，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不如私有企业。

　　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我以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如果我们算这笔账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高和中国居民不消费，很可能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重组有关系。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

　　另外，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社会的动荡，减少一些收入不均，因为你保护了那些最弱小的、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差不多到退休年龄的工人。

　　然后，国企重组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国营企业虽然整体盘子很大，但它们仍很分散。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了政策上的空间。但是当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一个集团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如果中国将来有一天经济出现了问题，历史学家重新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可能就会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长话短说，对国营垄断企业创造的盈利，我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

　　经济观察报：无论它们用了多么大的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公司——比如到海外上市，比如进行内部改造，经理人都去读商学院？

　　黄亚生：那会起一些边际上的作用，就是使这些国营企业西装穿得更好。

但是，任何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或者不需要研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必须在竞争环境里才能做这个判定。一个运动员必须经过比赛我们才知道他是第一还是第二名。现在没有比赛。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班里有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你何必要一定不那样做？

还有人说，市场经济道路西方走了四百年，我们起码也得走四百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人类拿到第一台计算机用了两百万年，第二个人拿计算机学习两个月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再等两百万年，再去拿第二个计算机？

　　我也不是说市场制度一夜就能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像我学游泳，不是说学一次就能学会，但至少应该让我去学。如果学都不让你学，当然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

　　还有一个观点也是非常奇怪的：中国不应更民主，因为国民素质不高。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你可以采取其他很多的措施，如果你认为民主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话。如果你认为我们中国国民素质不行，那你就应该提高国民素质，而不应该说不该更民主。

　　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好争辩的印度人》。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

从1980年代看过来

　　经济观察报：从纯粹经济角度的比较，哪个年代更符合你所认为的开放呢？

　　黄亚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首歌，说天安门广场可能马上就变成个体户摆摊的地方了，那是以贬义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小型企业发达，创业气氛好。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198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自下而上推动的。

　　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在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也做得不错。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当时中国金融体制的覆盖面能达到这种程度：70%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1990年代只有30%。另外，我们的统计研究表明，在1980年代的时候，农户获得贷款跟农户的政治地位，比如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村干部没有多大关系。另外在1980年代，是哪些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呢？是那些要去经营，要做非农业小买卖的。而在1990年代开始，一般农户要是搞非农业，获得贷款的渠道并不多。

　　经济观察报：那么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你的意料吗？

　　黄亚生：如果说经济增长，一般人马上就理解成GDP增长；但如果用居民收入增速而不是GDP来衡量，1980年代是最好的。即使是用 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计划生育。影响人均GDP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人口出生率变得很低。所以，1990年代人均GDP的增长，有一部分跟经济增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1980年代的中国央行行长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中国的小额贷款在1980年代相当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而且这些小额贷款还带来经济奇迹，带来了乡镇企业。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到1998年全部停止。农村信用社在1988年时已经开始搞民主选举，社员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1990年代全部取消这些改革措施，而且把网点从 1985年大概四十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九万多家。我认为这在农村金融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

　　现在很多的经济问题也跟当初这个决策有关。比如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很多农民可以在本地创业，但他创业必须获得资金。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本来都是农民。如果不能创业的话，他这时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产阶级，现在变成无产阶级。打工的话，只能到沿海地区来，到广东。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但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 2004年、2005年时出现农工荒。政府实行农业减税政策，对农业进行一定补贴之后，务农的回报有所增加，劳动力流出的速度马上减少。这说明当1990 年代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时，大家接受的工资水平是自己非常不情愿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假设我是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19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这时候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我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

　　经济观察报：对经济政策的现状你怎么看？

　　黄亚生：很多中国人将中国的四万亿跟奥巴马的救市相比。奥巴马有救市和救企业行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是要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制度改革。他是要改变旧的体制，而不是去加强这些体制。

　　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讲到罗斯福新政时，总是强调罗斯福修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解释美国时，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美国。比如中国政府愿意去修路，就解释罗斯福也去修路，实际上罗斯福当时除了修路之外还有很多工作，美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比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银行风险控制制度，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新政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花钱修路，但更重要的是改革。

　　我为什么现在变得比较悲观？本来我觉得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中国会去反思，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这么依赖于出口？得出来一个结论会是为什么我们内需这么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那么快？但从过去六个月来看来的话，并没有特别多引出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很多人得出个中国是“救世主”的结论，并认为已证明了“中国模式”的胜利。

Tokyo, Japan by Rokey ... 1 reply

titan — Mon, 12 Oct 2009 16:00:41 +0800

点击进入Tokyo, Japan (100+pics)

The Big Pictures of China preparing for its 60th anniversary ... no reply

titan — Sun, 20 Sep 2009 09:45:10 +0800

http://www.boston.com/bigpicture/2009/09/china_prepares_for_its_60th_an.html

Kyoto ... no reply

titan — Fri, 07 Aug 2009 20:57:22 +0800

from shibuya246.com

The housing in this area is all traditional style. Great atmosphere

old style architecture on display leading up to this Temple

Looking back at the stage from a different angle. You can see the slope on the stage like a theater stage

view more...

迎接“不可想象”时代 ... 1 reply

titan — Tue, 30 Jun 2009 14:24:50 +0800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沈联涛】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难以想象的时代》（哈契特（Hachette）出版社，2009年），作者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立即想到了雷默 2004 年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北京共识：对中国力量的影响力的理解》。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和约翰•桑顿共事，桑顿当时是前高盛总裁，后来辞去总裁职务成为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后来又担任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

　　雷默可以称得上是“神童”，他把物理和生物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串联起来，讲述了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他借用“华盛顿共识”的说法，创造了“北京共识”概念。雷默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精英们的重视，他们想知道这个年轻的外国人如何总结出这样的共识，而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发觉？不过，“北京共识”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为还没有人提出一个公认的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

　　现在，雷默在基辛格顾问公司工作，每年在纽约和北京各待一段时间。基辛格被认为是自梅特涅（Metternich）以来最伟大的外交理论家和实践者，和他共事一定让雷默受益匪浅，因为他写的这本书跨越恐怖主义、硅谷、间谍、物理和任天堂，解释了这个时代为什么是不可想象的。他以带有戏剧性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在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如何不可避免发生的。

　　书中阐述的原理出奇的简单：最聪明的知识分子还在使用过时的工具，学习过去的思想。最糟糕的是，他们只对能够理解的问题感兴趣，而忽略不懂的东西。这里引用雷默书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很多领导者缺乏表达能力、创造性和革命精神，而这些是时代需要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权力、地位和威望严重腐蚀。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这些被目前景象所迷惑的领导者。”

　　换言之，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愿想象与相信的时代。

　　雷默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简单而不普通的常识，“在充满惊奇和创新的变革时代，你需要像一个革命者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西方的婴儿潮一代经历过 1968 年的街头示威，然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在我们父辈一代，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上过大学。今天，已有 20%-30% 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那么社会应该谴责教育质量下降吗？从对年轻一代大学生公平的角度来讲，其不应该受到谴责。每一代人中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天才和傻瓜。婴儿潮一代虽然造就了极大的繁荣，但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的崩溃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已经让一半的养老金灰飞湮灭。这要感谢格林斯潘先生。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和手机极大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使普通人也可以组建民间智库，其数量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往往只是由少数精英构成。这是人际网络的效应。为了说明人际网络的重要性，雷默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ullah）如何使用人际关系网络骗过了以色列最好的间谍卫星，让他们的地面进攻陷于停滞。他还使用了任天堂的例子，说明任天堂游戏机 Wii 是怎样击败索尼 PS3 和微软 Xbox 的，尽管后者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任天堂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开发技术时，充分考虑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在消费时代，抓住消费者的商家才是最后的赢家。

　　今天，大多数大公司和政府机构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和公众保持紧密联系。日本公司制造出了非常先进的汽车和照相机，远远超过普通人的需要。但是，我只想要一个按快门就可以照相的傻瓜式相机，不需要有 6000 种组合以及高速、变焦和高像素。知识精英们还认为报纸仍然对人们有很大影响，然而，现在最及时的消息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的。

　　雷默在书中提出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科学知识发展越来越精深，传播也越来越快，已经难以出现从前那样的科学巨匠。尽管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没有人能达到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的思想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统治了整个经济学界。现在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还受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猛烈批评，因为他提出的经济救助计划似乎还没有发挥作用。

　　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迎接我们的是维基百科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所有人的智慧还聪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我们的社会。全球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度过当前这个急剧演变而不可想象的时代。■

　　作者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时代的晚上 ... no reply

titan — Wed, 24 Jun 2009 23:35:41 +0800

词：崔健曲：崔健

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
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
不过是积压以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情况太复杂现实太残酷了
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孤独的姑娘
检查一下我的心里的病是否和你的一样

不是谈论政治可还是有点慌张
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精神压力如今还没有得到释放
别看我在微笑也别觉得我轻松
我回家单独严肃时才会真的感到忧伤
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
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温柔的姑娘
是不是我越软弱就越像你的情人

请看着我的眼睛你不要改变方向
不要因为我太激动而要开始感到紧张
把那只手也给我把它放在那我的心上
感觉一下我的心跳是否是否还有力量
你的小手冰凉像你的眼神一样
我感到你身上也有力量却没有使出的地方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坚强的姑娘
也许你比我更敏感更有话要讲

你会相信我吗你会依靠我吗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你无所事事吗你TM需要震憾吗
可是我们生活的这辈子有太多的事还不能干哪
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
眼前我们能够做的事只是肉体上需要的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美丽的姑娘
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http://www.xiami.com/song/8249/shidaidewanshang

历史上的今天 ... 1 reply

titan — Thu, 04 Jun 2009 15:41:02 +0800

【话剧*赠票】2009年最“扎”人的戏剧黄盈作品——《未完待续！！！》 ... no reply

titan — Sun, 31 May 2009 14:03:17 +0800

是这样，朋友是这个《未完待续！！！》话剧的企宣，所以有 4 张赠票可以送给在北京的朋友，而你如果想去看，那么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看完话剧后写一个小评论即可。

有兴趣的直接跟我说或者留言即可。

下面是话剧介绍：

【故事梗概】

1个28岁的女人，陷入3种情感的交织，历经24小时重复的轮回，面对44回分歧的争执，经过22回争执的妥协，无奈4个死神的捉弄，体验1次奇幻的旅程……

莫莉正在面对一个重大的人生挑战：必须找到一件自己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找寻的奇趣路途中，莫莉遇到了“工作狂”、“考研机器”、“购物狂”、“健身狂”等朋友，她狂欢，她笑闹，她疯狂，她上窜下跳，但是，她仍然没有找到。

莫莉转身去向爱情要，向爱情要，向爱情要……

什么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东西？莫莉最后究竟会带走什么？

【本剧亮点】

1、2009年最“扎”人的戏剧。扎美了我21次、扎爽了我36次、扎HIGH了我74次、扎笑了我186次、扎疼了我1次，但扎不怕生活在都市仙人掌丛中的我们。

2、在爱情、亲情、友情中寻寻觅觅，全力打造跨越最终幻想的现实与虚幻的都市童话。

3、被敬一丹、崔永元、阿丘等人赞赏有加的新锐导演黄盈的倾情之作！

4、继《四川好人》、《枣树》、《两个人的法式晚餐》、《西游记》后，将“一戏一格”进行到底的奇才导演黄盈最新力作。

【演出资讯】
演出地点：北京东方先锋剧场
演出时间： 2009年6月2日至6月14日（逢周一休息）晚 19：30
票价： 280元（VIP） 180元 100元 50元（学生票）

继《两个人的法式晚餐》和《西游记》后，怪才导演终于将在2009年，发出新的声音。话剧作品《未完待续！！！》可谓黄盈的“压箱之作”，而这部作品，即将于2009年6月2日至6月14日在北京东方先锋剧场精彩呈现。

青年戏剧导演黄盈向来被称为风格多变、个性鲜明，而其作品《未完待续！！！》是继《西游记》之后，又一凸显其鬼马天才的超现实之作。故事缘起于4个编剧的随兴设计，这种最时髦的集体创作头脑风暴，直接创造出该剧的第一主人公——28岁的女孩莫莉，同时也虚构出一个正常人都嗤之以鼻或逃之夭夭的死神游戏，编剧们用想象力创造出众多“无厘头”死神，而这些死神都会做同一件事，就是让主人公选择一样最有意义的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如果找不到，主人公就将一直重复地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于是乎，莫莉的“人生”开始了，游戏也开场了……

这部名为《未完待续！！！》的作品，还被加以一个打眼的前缀——2009年最“扎”人的戏剧，而一个类似于虚拟人生的纯虚构故事，将如何“扎人”，才是看官们最期待的话题。主人公莫莉，身份、背景乃至容貌，都被设置成好似我们身边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普通人，而不幸的是她被“死神”选中，成为引领我们探求“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的实验品和探测器，而整出戏的开头，也在莫莉的百般怀疑、挣扎下拉开帷幕，这所谓最“扎”人的戏剧，便先是在浅扎的刺痒中开始，观众们仿佛真是在做一个“死神”的游戏，而形形色色人等遇到“如果你就要死了”这个问题，也喜剧地被刺出一连串笑料，诸如以为这是公司考核员工心理测试的莫莉同事，或者苦苦考研却多年不取不得要领的莫莉同学，抑或迷信占星把购物烧金当万能发泄法的莫莉好友……喜剧的开场总是让人喜闻乐见，而《未完待续！！！》的重点却还在后头。

曾执导过《四川好人》、《枣树》、《两个人的法式晚餐》、《西游记》等作品的青年戏剧导演黄盈，他的关注点从来不仅仅是只让观众乐出来，作为70、80后优秀导演的代表，导演一部所谓“最扎”的戏剧，绝不仅仅是刺痒的玩乐这么简单。

《未完待续！！！》从主人公周遭人等的各种反应开篇，发展到主人公莫莉开始正视她“即将死去”这个“现实”，于是她开始撕裂她的内心，她开始拿各种可能性做实验，比如追求心目中的大明星，比如找旧情人结婚，在编剧们不断为她提供的可能性中，她开始利用这个死神游戏实践自己平日不敢企及的梦想，而每次失败的结果都直接将她带回生命最后一天的0点，0到24，0到24，0到24……不断的重复终于让她无限迷茫和身心疲惫，连同剧中的4个编剧以及每一个观看这部戏的观众一起，寻找“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主题，慢慢成为一个梦魇，而“最扎”的戏剧也终于慢慢在不经意之间，将刺深深插进观众的皮肤里，插进每一个看官的心里。

这是一个看似有意义，实则无答案的命题，而《未完待续！！！》将每一个终结都转化到新的开始中，这种看似毫无终止的轮回，恰似每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无奈的种种追问。

《未完待续！！！》是一部超现实的戏剧作品，同时，它又显露和解剖了现实，我们都贪生怕死，我们都可能自私自利，我们总是拿没有意义却貌似有意义的问题考炼自己……《未完待续！！！》在舞台效果上可谓遵循了“极简主义”，但是在生命课题的研究上，却追求了“繁复主义”，用一个假设衍生出无数答案，而直至收篇，我们得到的答案依旧是：未完，待续……

有MSN群么? ... 1 reply

鼓槌 — Wed, 27 May 2009 14:22:56 +0800

貌似坛子里冷冷清清的~~~~不如弄个MSN群先?
我留个,有的+我就好了.
kucoli@live.cn

如果没有是非，就一定会有报应 by 连岳 ... no reply

titan — Tue, 12 May 2009 19:16:59 +0800

原文地址：http://www.lianyue.net/blogs/rosu/archives/133725.aspx

台湾的圣严法师说，如果没有是非，就一定会有报应。
台湾的著名政治评论员胡忠信（我一直很喜欢他）屡屡在政论节目是提及，并引伸为：如果政治不讲是非，就一定会有报应。

地震一周年快到了，可能害怕大家遗忘，四川官员高调雷人：
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认为，不应该追究大地震后建筑质量问题。
而北川县法院副院长李芝军将同一问题用法律术语包装了一下：“校舍的设计、建设与质检，有一整套的法律程序在，验收的时候没有发现质量问题，使用的时候没有举报质量问题，超强地震中再来追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李副院长怎么会不知道，许多罪行都是包装在合法的程序之中的？
不法商人与官员，为了不当得利，自然（也必然）可以将豆腐渣校舍包装得合乎所有程序，也可以恐吓试图举报建筑质量的人。地震把这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事实震出来了，法律当然要追究，这就是法律应该做的事。

用个例子来说服李副院长吧。好比我杀了一个人，埋在自己家里，无人知觉，与此同时，法院判定另一无辜者为凶手，将其依程序执行死刑。这个凶案程序全部走完，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完全清白的人，要是地震把受害者的遗体翻出来了，证明我才是真凶，根据常理与法理，应该马上抓起来，不过按李副院长的逻辑，却是不能追究我的。

请四川的官员看在十万亡灵的面子上，不要混淆是非，也不要在网上密集发布颠倒黑白的评论，即使不能说真话，也应保持沉默。

“政治如果没有是非，就一定会有报应”，这句话你们应该牢记，如果你们继续撒谎，侮辱死者与生者，你们的报应就是世世代代成为一个新物种，看起来依然像人，不过得用肛门进食，用嘴排泄。你们生孩子要么没有屁眼，要么就有两个屁眼。

5月12日，想起敝乡两个词 by 汪海明 ... no reply

titan — Tue, 12 May 2009 19:12:14 +0800

原文地址：http://blog.caijing.com.cn/topic_article-9-1018.shtml

　　今天是5月12日，轮回之下，汶川大地震已过去一年。观地震后一年特别是近期人们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态度和行动，不由得想起敝乡的两个词：一个是“白喜事”，一个是“长记性”。

　　敝乡湖北随州，处江淮之间，亦南亦北，非南非北；少山，多丘陵；民多狡黠，善机变（看清楚了，我说的是“民”，不是“官”，所以不要跨省追捕）。敝乡极具生存智慧，数千年生生不息，自有其理由，这种智慧也反映在文字上。

　　在敝乡，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死的人中，有的是年少早夭，死后将被直接弃置于阴冷潮湿的山沟中，由黑着脸的长者，撮几锹土掩埋，第二年自会有一团绿油油的茅草长成；有的中年命丧，死后家人必将恸哭三日，捡背阴之处，用平常棺木悄悄埋了。

　　如若是七老八十的长者去世，家人必请响器，邀亲朋，于开阔地办流水席，家人亦无悲色，待灵柩于厅堂停放七日之后，入吉穴安放。此之谓“白喜事”，以区别于结婚之类的“红喜事”。年少时，我曾困惑于这样的奇怪风俗。后来才明白了，七老八十的人，于国于家无益，徒费粮食，如果罹患疾病，更是全家的拖累。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死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自然就没什么可悲伤的。

　　我发现，此风俗非敝乡所专。“白喜事”只是敝乡所用，翻译成中国通用的话，那就是“把丧事当喜事办”。本来是一件极其悲痛的事，在不少人的眼中，居然成了一件可庆贺的节日。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知道，汶川大地震周年到来的时候，一年前的震区，如今游客井喷，各援建单位争相报喜，参观、访问、作秀接连不断，似乎真的是“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之后的祝捷之日。

　　我实在想不明白，在无数人命赴黄泉的一周年，在无数家庭残损的一周年，在无数财富化为灰烬的一周年（之所以用“无数”，是因为到目前还没有权威的数据），喜从何来？哪里有“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可言！

　　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一个人被别人揍了，鼻青脸肿了，腿断筋折了，满地找牙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打人的人已经不见踪影了。这之后，经过治疗和修养，这个人基本上康复了，竟开始夸耀自己的“伟大胜利”。这种逻辑和心理，真是很奇怪啊。

　　“人定胜天”，现在不怎么提了；面对自然灾难的“伟大胜利”，却时时在上演。依我看，与自然力量较劲，人永远不可能胜利。正如敝乡俗语所说，这是“抓石头打天”，永远不会有胜利，更何况是伟大的胜利。

　　敝乡还有一个词，叫“长记性”。常用来教育小孩子。敝乡处“千湖之省”，所在多池塘湖沼，夏季到来，总有小屁孩在其中玩耍。项目之一，就是从高处往水里跳。水并不深，水下泥里，常有蛤蚌之壳。自由式跳水，常常会让脚和蛤蚌之壳亲密接触，鲜血直淌。于是，只能瘸着一只脚回家，这时总能招来大人的怒呵：“不长记性！”这话应当是对的，因为第二年，同样的事情还会上演，并没有因为前一年的教训而稍有改观。

　　我想，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世纪震动，应当比佛家的“当头棒喝”，或者“醍醐灌顶”要有效得多，起码应当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但综观这一年，许多本应引起全社会反思和制度性变革的事件，如校舍垮塌事件、逼捐事件、天价帐篷事件、挪用救灾帐篷事件、掌击志愿者事件……还有，秋雨含泪事件、兆山羡鬼事件，几乎都没有像样的反思，没有相应的制度改进。如今，又有谁敢说，哪一件事在以后不会再发生？也许，下一次灾难来袭的时候，我们同样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得到如敝乡小儿的境遇。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者已矣，让我们一起祈祷，希望他们在天堂安好。当然，唯物主义者就免了吧。他们是不信鬼神的。

Afterquake A Music Video from Wenchuan ... 3 replies

titan — Tue, 12 May 2009 19:01:25 +0800

The song is called “Sala”. It is a traditional Qiang minority song, but all the kids in Wenchuan seem to know it be they Han or other minorities. The kids called it a guo zhuang song (锅庄) which apparently means you dance it around a fire. The main girl is named Luo Shuang (罗霜), a 14 year old first year middle school student from Wenchuan County. She is Han zu. Her mother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Produced by Abigail Washburn and Dave Liang. Shot and edited by Luke Mines.

by Kaiser Kuo

Sala (Traditional Qiang lyric & melody arr. by D.Liang & A.Washburn)

Performed by Luo Shuang (罗霜)

AFTERQUAKE is an album dedicated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by the Sichuan earthquakes. Produced by American folk artist Abigail Washburn and electronic artist The 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 in cooperation with Sichuan Quake Relief, the project remixes voices and sounds from the China earthquake zone to raise awareness for victims still in need.